▲共軍軍官團在軍改中雖然仍舊維持陸軍主導態勢,但其他軍種的人數和影響力也逐漸增加,而共軍未來的軍事走向也會隨之產生一定程度的變化。(圖/翻攝自美國國防部)
●尤里安/現任軍事戰略評論員,淡江戰研所畢業。
自2015年起,共軍在習近平主導的軍事改革下,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組織改革。不僅廢除多年來沿用的四總部和七大軍區體制,同時還把指揮命令系統全面改組,強化聯合作戰體制,精簡人事員額,讓共軍的實戰能力得以進一步強化。
姑且不論,在這其中所牽涉的政治鬥爭與人事角力,習近平所主導的軍事改革,在提升共軍戰力的實質效果上,絕對不比硬體裝備的更新來的少。這也讓共軍在扮演強制外交的推力作為上,更有能力扮演吃重的角色。特別是從共軍頻頻實施口惠實不至的武力恫嚇行動來看,藉此強化區域內影響力,創造主動態勢的意圖,可說斧鑿斑斑。而這也代表共軍需要進行組織變革,才能從過去的防禦型軍隊,逐步轉型為,至少具有區域快速武力投射與部署能力的現代化軍隊。這也是共軍轉型,所不得不為的另外一項主要原因。
▲共軍軍改主要目標在於強化部隊聯戰能力,並且縮短平戰體制轉換時間,加強對於周邊突發狀況的應變能力。(圖/翻攝自美國國防部)
共軍改革基礎與目的想定
雖然共軍,看似是在習近平上任後,才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實際上,早在胡錦濤政權時代,共軍就已經開始推動,體制內的聯戰能力強化作為。像是逐步引進海、空軍和第二砲兵部隊出身的高階軍官,擔任總參謀部副參謀長,包括空軍司令員許其亮、海軍司令員吳勝利和第二砲兵司令員魏鳳和,都是在歷練過上述職務之後晉升,並且進入中央軍委會。逐步打破,過去中央軍委會成員,幾乎都是陸軍出身的慣例。
除了人事調整之外,共軍在2011年起,就開始進行有限度的組織改編整併。特別是總參謀部原本下轄的通信部,改為情報部,讓過去各軍種或各軍區各行其是的情資收集和彙整作業,能夠在統一格式和指揮命令系統下完成。
另外還新設戰略企劃部,職司重大戰略問題研究、軍隊建設發展計劃和微觀軍隊戰略資源控管調整建議,企圖扭轉多年來各軍區和軍種閉門造車的趨勢。建構真正堪用於,突發性局部高強度衝突的可用兵力。
除此之外,還新設立了軍訓部。主要任務在於,修正過去偏重陸軍的指參訓練方針,把海、空軍和第二砲兵的訓練教範和準則研發,都納入總參謀部的管轄範圍。除了負責類似教準部的任務之外,軍訓部還將作為聯參教育訓練機構的指導單位,讓共軍能夠開始建立類似美軍的跨軍種聯合參謀機制。
▲過去共軍高階軍官幾乎都是以陸軍獨占鰲頭,但是隨著軍事改革持續進行,海、空軍高階軍官也逐漸嶄露頭角。(圖/翻攝自俄羅斯國防部)
表裡兩面
和胡錦濤時期,所進行的有限度調整相較之下,習近平所推動的共軍改革,毫無疑問,具有更為重大的指標性意義。特別是在四總部全部轉換為,中央軍委會麾下直屬機關後,讓中央軍委會對於共軍人事和戰略的控制能力更進一步強化。這也代表,習近平能夠獲得共軍更多的支持,而非受制於江澤民勢力的牽制。
而從軍事面來看,過去四總部七軍區體制,造成了大量疊床架屋的多餘部會和編餘人員,形成人事預算的巨大黑洞。如果是在1980年代以前,以防禦美、蘇入侵為主的守勢作戰,此種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編制,尚有其能夠持續抵抗、避免失去中央指揮就全盤盡墨的價值。
但在共軍戰略目標,轉為對外擴張和強制外交後盾的狀況下,過於龐大的指揮命令架構,和無法適應現代化,快速作戰的部隊編制,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因此,即便在推動軍改初期,遭遇許多或明或暗的阻力,最後,仍在政治勢力鬥爭結果底定後,強行推動。
軍改對快速作戰能力影響
共軍軍改後,提出的另外一項口號就是「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也就是,讓指揮權限和管制能力提升後的中央軍委會,負責下達戰略決心。強調,在資訊化戰場中的聯兵作戰能力,藉此達成平戰一體的快速應變能力。
換言之,就軍事層面而言,共軍軍改,希望建立一支能全時戰備,應付內外周邊局部突發狀況的,現代化指揮機制和部隊。藉由這次軍改,共軍過去,向來權責歸屬,模糊不清的軍政和軍令體制,也至少在表面上獲得一定程度釐清。
未來戰區,將負責所謂戰略戰役層級的聯合作戰計劃指參作為,配屬各戰區的各軍種後勤補保與戰力維持則由各軍種負責。亦即,戰區不再全權負責,麾下管制部隊的後勤補保、教育訓練和戰力更新。而是主要負責部隊運用,也期望藉由軍改,提升共軍,未來應付強國小區域衝突的因應能力與反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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