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半的台灣人年齡超過57.9歲,會發生什麼事?

 

▲台灣人口最糟可能在明年進入負成長的階段。(示意圖/花蓮慈濟提供)

●雁默/自由撰稿人。

高齡化社會是一個老問題,但每次有新的統計數據公布時,總還是令人怵目驚心,並浮現出許多新問題。

根據「國發會」於2018年8月底更新的人口資料,2015年台灣社會的「年齡中位數」為39.9歲,老年(65歲以上)人口12.5%,推估2065年,這個數字將達到57.9歲,老年人口41.2%。

從勞動力的角度來看,2015年青壯年(15-64歲)人口73.9%,推估2065年僅剩下49.7%。當勞動力下降到不滿50%,要維持社會生產力,只能靠AI科技與其他自動化科技補足,這個趨勢顯然又會吃掉65歲以上老年人的工作。換言之,青壯年的勞動力產值,必須大幅提高,才能維持經濟動能。而若要由政府負擔高齡者的扶養問題,青壯年勞動力必然也要繳交高額的賦稅,並在收入中提存高比例的養老成本。

在1970年,台灣的「扶老比」(老年人口/青壯年人口*100)為4.8,當時老年人口只有2.5%,幼年人口則高達45.4%,平均21名青壯年扶養1名老人。2020年推估,老年人口將達16%,「扶老比」16.9,平均4.4名青壯年扶養1名老人。2065年推估,老年人口41.2%,「扶老比」82.9,平均1.2名青壯年扶養1名老人,幼年人口則萎縮到9.1%。

「國發會」的人口成長推估分為樂觀的「高推估」,持平的「中推估」,悲觀的「低推估」三種,以上數據均為「中推估」。台灣人口將在3-10年內轉為負成長,根據「中推估」,時間點為2021年,根據「低推估」時間點為2020年。也就是說,悲觀點的話,明年台灣人口即進入負成長的階段。

明年每個新生兒,都從「寶」躍昇為「至寶」,他們成年後,約在2045年,平均1.7名扶養1名老人,當時的年齡中位數為54.2歲。當然我們知道,背負沈重負擔的也許不是這些孩子,而是他們的父母,除了自己得養活自己,還得將「扶幼」的年齡自己往上拉到25-30歲。

什麼叫做「吃老本」?舉一個在台灣社會逐漸普遍的案例。

A女是北漂10年的高雄人,在台北打拼10年後倦了,想回家鄉找工作,但高雄薪資低了30%,她就想,乾脆回家住,省下的房租費可補足南北薪資差異。然而,A女的父母說,家裡已無房間留給她了,因為A女的弟弟一家4口與父母擠在一間三房公寓,已是擁擠不堪。

A女不高興,認為父母的房子遲早是她與弟弟的,所以該房她有一半的居住權利,於是向朋友B女訴苦。

B女問:你有給父母生活費嗎?

A女答:自己賺的都不夠用,所以沒給父母錢。

B女質疑: 你自己賺4萬不夠用,你父親退休後靠勞保一年2萬元退休金要怎麼活?

真相是,A女的父親拿房子抵押,每個月向銀行固定領取1.5萬的生活費,可領30年,然後加上勞保年金2萬元在高雄湊合著生活。

心酸嗎?高齡化的社會問題,相當嚴峻。

根據「國發會」推估,與2018年相比,2065年台灣總人口數將減少20%-32%,屆時,台灣人口將下降到約1700萬。這個數據是有戶籍者,真實的狀況還必須將人口外移的數字一起考慮。

根據「主計處」2017年統計,台灣人赴海外工作人數達73.6萬人(赴陸者40.5萬),年增率1.1%,人數創新高,而73.6萬這個數字,也只是保守估計,實際數字肯定超過。從年齡層來看,外移者中未滿30歲者(20%)的比例快速上升,其次為30-49歲(48.6%)。附帶一提,2005年赴海外工作的台灣人僅34萬人。

根據美國人力資源公司萬寶華(ManpowerGroup)公布「2018人力短缺調查」,台灣人力短缺程度全球排第3、亞太地區排第2,僅次於日本,而外移者中有6成是專才。按照這個趨勢,至2065年台灣勞動人口恐怕40%都難保,其中會繳稅的人口比例當然更少,勞動力年齡層也將高達半數是45-64歲中高齡。

台灣將於未來8年內進入超高齡社會(2026年將超過20%老年人口),高齡化速度超過歐美日。少子化是高齡化的主要成因,以百年計,1965年台灣出生人數41萬人,2065年推估為9萬人,目前是18萬人。

從以上「吃老本」的實例中可見,高齡者的子女處於中低收入時,怎麼生養孩子?故而直接造成少子化的惡性循環。

解決人口萎縮問題十分複雜,從出生率的角度來看,在城市化與女性意識抬頭的趨勢下,願意多生孩子的階層為有錢人與窮人,前者有能力扶養,後者節育觀念較為淡薄,在多方精打細算下,選擇少生或甚至不生的家庭,往往是中等收入家庭,這個階層也是支撐正常社會的中堅,理應佔大多數。

如果政府不加以宣導、補助,中產階級的負擔會愈來愈重,社福資源的獲得則會愈來愈少,因為當賦稅無可避免要支撐超高齡化的社會時,等於中產階級在養貧老階級,而社福資源的分配又遭日益增多的富人階級所分食,這個情況會持續到中產階級的數量少於富人階級時。屆時,社會將成為貧富二分的狀態,不但遠離理想的均富社會,還比均貧社會更糟。

對台灣而言,人口反轉向下,已近在眼前,隨之而來的挑戰,包含政府財政,教育環境,高齡環境,醫療環境,勞動環境等,都將日益嚴峻。

長期來看,AI與自動化科技雖能彌補人口減少的勞動力空缺,但就中短期來看,其對中低階就業人口的衝擊又是最大。在台灣,高齡工作通常是社區住戶管理員,或是政府機關的各種低階約聘工,都是最容易為AI與自動化科技取代的工作。隨著勞動年齡的不斷升高,AI與自動化科技在什麼時間點,用什麼方式導入,以避免衝擊高齡就業問題?抑或是藉由AI與自動化科技的產值,化為養老的社會福利支出,是政府必須通盤考量的方向。

女性該不該為生育率降低負起責任?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一方面女性早已是社會勞動力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在城市生活裡,決定少生或不生的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庭,男方亦扮演決策的重要角色。

在中國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今年1月發布「人口勞動綠皮書」,推估2030年開始,大陸人口將進入持續的負增長,台灣則是提早近10年。兩岸人口問題本質差異不大,簡言之,就是生養孩子的成本攀高,城市居民,生超過兩個孩子,已經超出一個中等收入家庭所能負擔......如果想要維持一個城市居民該有的生活品質的話。

一個普通城市家庭,合理的房貸負擔應不超過家庭收入的3成,車貸應不超過2成。設使貸款佔家庭收入的一半,則這個家只剩一半的收入維持生活開銷(含各種保險)與養孩子的成本。華人習慣儲蓄,一個月最起碼也希望能有1成的收入可供儲蓄,算一算,剩下來「孝順」孩子的錢,其實十分有限。

成本,是少子化的根本問題,無論是有形的金錢物質,或無形的時間成本,都在蠶食城市家庭的生活品質。也因為成本,城市居民原本較為喜愛的小家庭模式,正逐漸回到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模式,但這種家庭結構的「返古」,往往是不得不的選擇。上述實例即顯示,不是一家人愛處在一個屋簷下,而是不這麼做也不行。

人口明明逐漸減少,房價,物價卻持續攀高,而收入增長還追不上,這種社會就是逐年在累積民怨,政府無論怎麼做,人民都看你不順眼。更糟的是,政府還因高齡化社會的財政負擔過重,而不得不削減老年福利,又,為了消弭老年人口的反彈,又以民粹方式煽動青壯年反制,造成世代對立,那這樣的社會肯定要快速崩解。

根本解決之道,還是要回歸社會財富分配,消彌貧富不均,減少,限制投機致富的各種工具,才能維持中產家庭的合理數量。若此根本問題沒有獲得改善,其餘政策手段都會事倍功半。

沒有人希望自己是41.2%的老年人口,也沒有人希望自己屬於另外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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