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口最糟可能在明年進入負成長的階段。（示意圖／花蓮慈濟提供）
●雁默／自由撰稿人。
高齡化社會是一個老問題，但每次有新的統計數據公布時，總還是令人怵目驚心，並浮現出許多新問題。
根據「國發會」於2018年8月底更新的人口資料，2015年台灣社會的「年齡中位數」為39.9歲，老年（65歲以上）人口12.5%，推估2065年，這個數字將達到57.9歲，老年人口41.2%。
從勞動力的角度來看，2015年青壯年（15-64歲）人口73.9%，推估2065年僅剩下49.7%。當勞動力下降到不滿50%，要維持社會生產力，只能靠AI科技與其他自動化科技補足，這個趨勢顯然又會吃掉65歲以上老年人的工作。換言之，青壯年的勞動力產值，必須大幅提高，才能維持經濟動能。而若要由政府負擔高齡者的扶養問題，青壯年勞動力必然也要繳交高額的賦稅，並在收入中提存高比例的養老成本。
在1970年，台灣的「扶老比」（老年人口／青壯年人口*100）為4.8，當時老年人口只有2.5%，幼年人口則高達45.4%，平均21名青壯年扶養1名老人。2020年推估，老年人口將達16%，「扶老比」16.9，平均4.4名青壯年扶養1名老人。2065年推估，老年人口41.2%，「扶老比」82.9，平均1.2名青壯年扶養1名老人，幼年人口則萎縮到9.1%。
「國發會」的人口成長推估分為樂觀的「高推估」，持平的「中推估」，悲觀的「低推估」三種，以上數據均為「中推估」。台灣人口將在3-10年內轉為負成長，根據「中推估」，時間點為2021年，根據「低推估」時間點為2020年。也就是說，悲觀點的話，明年台灣人口即進入負成長的階段。
明年每個新生兒，都從「寶」躍昇為「至寶」，他們成年後，約在2045年，平均1.7名扶養1名老人，當時的年齡中位數為54.2歲。當然我們知道，背負沈重負擔的也許不是這些孩子，而是他們的父母，除了自己得養活自己，還得將「扶幼」的年齡自己往上拉到25-30歲。
什麼叫做「吃老本」？舉一個在台灣社會逐漸普遍的案例。
A女是北漂10年的高雄人，在台北打拼10年後倦了，想回家鄉找工作，但高雄薪資低了30%，她就想，乾脆回家住，省下的房租費可補足南北薪資差異。然而，A女的父母說，家裡已無房間留給她了，因為A女的弟弟一家4口與父母擠在一間三房公寓，已是擁擠不堪。
A女不高興，認為父母的房子遲早是她與弟弟的，所以該房她有一半的居住權利，於是向朋友B女訴苦。
B女問：你有給父母生活費嗎？
A女答：自己賺的都不夠用，所以沒給父母錢。
B女質疑： 你自己賺4萬不夠用，你父親退休後靠勞保一年2萬元退休金要怎麼活？
真相是，A女的父親拿房子抵押，每個月向銀行固定領取1.5萬的生活費，可領30年，然後加上勞保年金2萬元在高雄湊合著生活。
心酸嗎？高齡化的社會問題，相當嚴峻。
根據「國發會」推估，與2018年相比，2065年台灣總人口數將減少20%-32%，屆時，台灣人口將下降到約1700萬。這個數據是有戶籍者，真實的狀況還必須將人口外移的數字一起考慮。
根據「主計處」2017年統計，台灣人赴海外工作人數達73.6萬人（赴陸者40.5萬），年增率1.1%，人數創新高，而73.6萬這個數字，也只是保守估計，實際數字肯定超過。從年齡層來看，外移者中未滿30歲者（20%）的比例快速上升，其次為30-49歲（48.6%）。附帶一提，2005年赴海外工作的台灣人僅34萬人。
根據美國人力資源公司萬寶華（ManpowerGroup）公布「2018人力短缺調查」，台灣人力短缺程度全球排第3、亞太地區排第2，僅次於日本，而外移者中有6成是專才。按照這個趨勢，至2065年台灣勞動人口恐怕40%都難保，其中會繳稅的人口比例當然更少，勞動力年齡層也將高達半數是45-64歲中高齡。
台灣將於未來8年內進入超高齡社會（2026年將超過20%老年人口），高齡化速度超過歐美日。少子化是高齡化的主要成因，以百年計，1965年台灣出生人數41萬人，2065年推估為9萬人，目前是18萬人。
從以上「吃老本」的實例中可見，高齡者的子女處於中低收入時，怎麼生養孩子？故而直接造成少子化的惡性循環。
解決人口萎縮問題十分複雜，從出生率的角度來看，在城市化與女性意識抬頭的趨勢下，願意多生孩子的階層為有錢人與窮人，前者有能力扶養，後者節育觀念較為淡薄，在多方精打細算下，選擇少生或甚至不生的家庭，往往是中等收入家庭，這個階層也是支撐正常社會的中堅，理應佔大多數。
如果政府不加以宣導、補助，中產階級的負擔會愈來愈重，社福資源的獲得則會愈來愈少，因為當賦稅無可避免要支撐超高齡化的社會時，等於中產階級在養貧老階級，而社福資源的分配又遭日益增多的富人階級所分食，這個情況會持續到中產階級的數量少於富人階級時。屆時，社會將成為貧富二分的狀態，不但遠離理想的均富社會，還比均貧社會更糟。
對台灣而言，人口反轉向下，已近在眼前，隨之而來的挑戰，包含政府財政，教育環境，高齡環境，醫療環境，勞動環境等，都將日益嚴峻。
長期來看，AI與自動化科技雖能彌補人口減少的勞動力空缺，但就中短期來看，其對中低階就業人口的衝擊又是最大。在台灣，高齡工作通常是社區住戶管理員，或是政府機關的各種低階約聘工，都是最容易為AI與自動化科技取代的工作。隨著勞動年齡的不斷升高，AI與自動化科技在什麼時間點，用什麼方式導入，以避免衝擊高齡就業問題？抑或是藉由AI與自動化科技的產值，化為養老的社會福利支出，是政府必須通盤考量的方向。
女性該不該為生育率降低負起責任？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一方面女性早已是社會勞動力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在城市生活裡，決定少生或不生的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庭，男方亦扮演決策的重要角色。
在中國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今年1月發布「人口勞動綠皮書」，推估2030年開始，大陸人口將進入持續的負增長，台灣則是提早近10年。兩岸人口問題本質差異不大，簡言之，就是生養孩子的成本攀高，城市居民，生超過兩個孩子，已經超出一個中等收入家庭所能負擔......如果想要維持一個城市居民該有的生活品質的話。
一個普通城市家庭，合理的房貸負擔應不超過家庭收入的3成，車貸應不超過2成。設使貸款佔家庭收入的一半，則這個家只剩一半的收入維持生活開銷（含各種保險）與養孩子的成本。華人習慣儲蓄，一個月最起碼也希望能有1成的收入可供儲蓄，算一算，剩下來「孝順」孩子的錢，其實十分有限。
成本，是少子化的根本問題，無論是有形的金錢物質，或無形的時間成本，都在蠶食城市家庭的生活品質。也因為成本，城市居民原本較為喜愛的小家庭模式，正逐漸回到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模式，但這種家庭結構的「返古」，往往是不得不的選擇。上述實例即顯示，不是一家人愛處在一個屋簷下，而是不這麼做也不行。
人口明明逐漸減少，房價，物價卻持續攀高，而收入增長還追不上，這種社會就是逐年在累積民怨，政府無論怎麼做，人民都看你不順眼。更糟的是，政府還因高齡化社會的財政負擔過重，而不得不削減老年福利，又，為了消弭老年人口的反彈，又以民粹方式煽動青壯年反制，造成世代對立，那這樣的社會肯定要快速崩解。
根本解決之道，還是要回歸社會財富分配，消彌貧富不均，減少，限制投機致富的各種工具，才能維持中產家庭的合理數量。若此根本問題沒有獲得改善，其餘政策手段都會事倍功半。
沒有人希望自己是41.2%的老年人口，也沒有人希望自己屬於另外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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