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丹政變】嚴震生/轉型中的非洲軍事政變

▲蘇丹近日驚傳政變,成千上萬民眾包圍在軍隊總部外要求總統下台。(圖/路透)

●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在第三波民主化後,以非憲法手段(unconstitutional means)取得政權的方式如軍事政變或是暗殺領導人等,缺乏正當性,不再為國際社會所接受。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何在亞洲,除了泰國外,過去曾發生軍事政變的韓國、印尼、緬甸等國,已不再出現這類政權轉移的方式。同樣,在過去軍事政變頻仍的拉丁美洲,90年代以後,僅有宏都拉斯及委內瑞拉出現軍人強行干政的情形。

非洲的軍事政變(不計算流產政變)曾在上個世紀的60年代中期以後達到高峰,且持續至80年代,平均每十年都超過20次,90年代則降到14次。本世紀開始,則降到每十年不到十次。顯然,非洲的軍事政變頻率似乎在下降中,過去多次發生軍事政變的奈及利亞(6次)、貝南(6次)、獅子山(5次)、迦納(5次)等西非國家,已走向制度化的民主選舉,但仍有部分國家持續經歷政變,不過軍人介入政治的時機與方式,則是和上世紀有所不同,個人稱其為轉型中的軍事政變(military coup in transition)。

過去學者將軍事政變發生的原因,主要分為兩大類:社會政治環境(socio-political environment)的因素,與軍隊本身的組織能力及性格(organizational ability and character)。前者主張軍事政變經常是出現在一個缺乏公民文化、而同時又經歷經濟困境與社會分歧的國家,後者則是認為軍隊強調的愛國主義、紀律、專業訓練、及同心團結等特質,最終會迫使軍人介入政治,將不適合及貪腐的文人政府推翻。大部分軍事政變的發生,事實上都同時具備了以上這兩項因素。

轉型中的軍事政變

不過,最近十年的幾次軍事政變,則是讓過去較為忽視的群眾因素,成為軍人強行介入的主要原因。首先,2009年尼日總統譚加(Mamadou Tandja)修改憲法,不僅讓他有額外的三年任期,更將原先的半總統制改為總統制。此舉不但受到反對黨的抗議,也引起國際社會的不滿,尼日甚至被區域的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ECOWAS)停權。次年二月,成千上萬的民眾走向首都尼亞美(Niamey),幾天後軍方採取行動,逮捕了譚加,成立了過渡政府。不到一年,軍方退居二線,尼日透過多黨選舉產生了新的文人政府。

其次,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群眾抗爭時,埃及的軍方扮演了被動的角色。不過,或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是獲得了軍方所領導的過渡政府不會讓他受審的承諾,才願意下台的。當時過渡政府是軍事強人譚塔威(Mohamid Hussein Tantawy)所領導,不但個人沒有投入2012年6月的總統大選,還在當年8月離開曾任超過二十年的國防部長一職,直接退休。

同樣的,在2014年我前友邦布吉納法索的強人龔保雷(Blaise Compoaré)因企圖修改憲法延長其任期、而面臨到群眾抗爭時,軍方態度曖昧,或許也暗中同意讓龔保雷流亡象牙海岸,但完全沒有對政治權利有所眷戀,過渡政府很快通過憲法,並在次年舉行總統大選。由於過渡政府認真推動還政於文人政府的民主轉型,因此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並沒有將這個被當地人稱為布吉納人民起義(Burkinabé Uprising)的政權更替視為非法,而暫停其會員資格。

▲蘇丹總統巴席爾獨裁掌權30年。(圖/路透)

今年四月蘇丹發生軍事政變,該國強人總統巴席爾(Omar al-Bashir)遭到推翻。蘇丹的政權更迭,與前三者有其類似之處。首先,巴席爾、譚加、穆巴拉克、及龔保雷都是軍人出身,擔任總統任期均超過兩任,但最後都被其提拔的軍人所推翻。其次,除了譚加任期「僅」十年外,其餘三位國家領導人在位都近三十年。龔保雷是四位中較年輕者,下台時僅63歲,另外三位分別是譚加的72歲、巴席爾75歲及穆巴拉克的82歲。

此外,這四個國家全是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但都擁抱世俗主義(secularism),而非激進的伊斯蘭主義。再者,儘管背後的原因有些差異,這四個國家總統的下台,都和群眾的抗爭有關。譚加和龔保雷與修憲和企圖修憲有關,穆巴拉克則是在突尼西亞發生茉莉花革命時,還思參加埃及在2011年9月舉行的總統大選。蘇丹的巴席爾則是面臨經濟衰退及通貨膨脹引發的專業人士及群眾抗議,最終被軍方逼宮而下台。

最後,這四個強人被迫辭去職位,軍方的態度確實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尼日的軍人認為譚加修憲延長任期,事實上也是一種不正當繼續執政的方式,乾脆直接發動政變,逮捕譚加,但知道自己缺乏合法性,因此很快就舉行多黨民主選舉。埃及的軍方同樣認為穆巴拉克已失去民心,因此才決定出手。布吉納法索的軍方看出龔保雷的長期統治已經鬆動後,選擇加入抗議的群眾,迫使龔保雷選擇流亡。蘇丹的軍方在該國抗爭期間,先是不願意對走向街頭的群眾採取暴力的反制,接著又成為民眾的庇護力量,最後更成為逼迫巴席爾下台的推手。

▲蘇丹軍隊進行部署,以保護示威民眾。(圖/路透)

非洲的軍人或許真的很愛國,或許真認為他們是國家的捍衛者,但為何在這些長期執政強人的有效威權統治時,他們選擇沈默,卻在社會力量衝擊到這些專制者的正當性時,突然搖身一變,成為正義的力量?看起來,非洲的軍事政變有了新的途徑,就是當民眾的抗爭到達一定的強度時,軍方也會看風向,以推翻獨裁者為名,發動政變。雖然後續的發展仍是多黨民主選舉,但若選出來的是軍方無法接受的政權,如埃及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軍方還會再發動政變,以維護本身的機構利益。

我們相信蘇丹過渡政府一定會儘快地舉行多黨民主選舉,還政於文人政府。我們也相信蘇丹的軍人一定認識到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下,不會參加這項選舉,讓新的文人政府順利產生。不過,若新選出的政府不能維護世俗主義,軍方還是有可能在未來再度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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