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為了回應凱道25萬人的怒吼，行政院即將成立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以接受20年來，對於在服役期間死亡或失蹤的軍人，其家屬對調查結果有所質疑的申訴案件。只是此委員會在無法律授權下，如何處理此類案件？且關於調查結果，又何能對司法機關產生拘束？
為了避免差別對待，立法者只能針對一般性、普遍性的事務為立法，致衍生出個案立法禁止之原則，而只有在相當例外的情況，才得針對具體個案為立法。而在過去，立法院也只有針對319槍擊案制訂特別法，以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為事實之釐清。而在此次冤案申訴的處理，由於民意沸騰的迫切性，行政院自不可能等待立法者制訂法律後，才來成立申訴委員會為運作。只是在無法規範為依下，基於組織法定原則，此申訴委員會就只能是任務性的臨時編組，而非常設性的機構，是否能面對繁雜的申訴案件，又能運作多久，恐皆得打個大問號。
其次，之所以要成立此等委員會，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即是在打破公權力行使的不透明與避免官官相護的狀況，則關於委員會的組成，就必須具有多樣性與中立性。也因此，冤案申訴委員會的委員選出，若仍是由行政院自行決定，不僅難免於恣意，更讓人對其是否能獨立行使職權產生懷疑。
就算撇開上述爭議不談，但冤案申訴委員在實際運作時，恐更會遭遇以下障礙。即當其欲對受理案件進行調查時，勢必得對行政機關或部隊為相關資料的調閱與人證的詢問，則在此委員會並非法院，又無法律授予其有強制處分權的情況下，若公權力機關與公務員消極抵抗，委員會也無可奈何，而陷入調查的困境。
更大的麻煩是，申訴委員會一旦調查完畢，且認為確有冤情的情況下，若案件未曾被偵查，或曾被偵查卻已經簽結或不起訴者，其也只能將相關卷證交由檢察官。惟基於訴追法定原則，委員會所提供的事證，也只能提供檢方參考，而不能因此強迫其開啟偵查或起訴，否則即侵害檢察權的獨立行使。同樣的道理，若案件已經判決確定，則委員會也只能將相關卷證提供給當事人或檢察總長，以為非常救濟的準備，亦無任何強制的拘束力。則耗費周章成立委員會並為調查的結果，最終似又回到原點。
總之，在無法律基礎下所設立的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雖不能以花瓶視之，卻也因其無任何處分權限之故，致僅能成為一個諮詢與轉介訴訟的平台，或能暫時平撫民意的憤怒，卻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與其如此，不如趁此機會，強化與擴大法律扶助制度，才能真正幫助這些求救無援的家屬。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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