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的問題不只在經濟，而在倫理與政治；更在於「恐慌會生出恐慌式政策，最後讓自由與尊嚴一起折損」。（圖／記者李毓康攝）
●江岷欽／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政治語言的設計目的，是讓謊言聽起來像真理，讓殺戮彷彿顯得體面，並替毫無內容的空話營造結構與重量。(Political language is designed to make lies sound truthful and murder respectable, and to give an appearance of solidity to pure wind.)— 喬治．歐威爾
二十世紀的人口辯論，曾以一場「商品價格賭局」為世人矚目：朱利安・賽蒙（Julian Simon）押注人類會用創新戰勝稀缺；保羅・艾利希（Paul Ehrlich）警告人類會被自己的繁殖拖垮。半個世紀後，辯論翻盤：恐慌不再來自「人太多」，而來自「人太少」。
2025年，珍妮佛・史庫巴（Jennifer D. Sciubba）在12月的《外交事務》「人口減少恐慌症」(The Depopulation Panic〉專文中，深度評論狄恩・史畢爾斯(Dean Spears)與麥可・葛羅素(Michael Geruso) 在2025年出版的專書《高點之後》(After the Spike: Population, Progress, and the Case for People)，並且沉重的提醒世人：少子化的問題不只在經濟，而在倫理與政治；更在於「恐慌會生出恐慌式政策，最後讓自由與尊嚴一起折損」。
關鍵弔詭！全球談「人口」 個人卻只感到「人生太貴」
誠如史庫巴所言，《高點之後》得最脆弱之處在於：兩位作者用「全人類尺度」談「人口穩定」，卻沒有給出能把宏觀目標轉譯成個人可行選擇的政策地圖。地球沒有「全球政府」能下令增產報國；世界人口曲線，終究由無數家庭在「房價、托育、工時、焦慮」中的日常投票決定。
這也正是台灣的現況：我們把少子化講成國安、講成產業、講成文明，但年輕人每天面對的，是更赤裸的算術：生一個孩子，等於把家庭資產負債表推向高風險槓桿。這是真實不過的台灣「人口負債表」：低生育率不是道德缺陷，而是價格訊號。
根據國發會資料顯示，台灣近年總生育率已長期處在全球最低群：2023 年約 0.87、2024 年約 0.89；而「生不如死」的結構性壓力已經成形，未來人口與年齡結構將持續惡化。
更尖銳的是所得與成本的交會。依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相關公開資訊（最新年度口徑），家庭可支配所得呈現「平均數看似尚可、但中位數更貼近多數家庭」的典型落差：平均約 116.5 萬元、中位數約 98.5 萬元（同年度並列）。
當社會用平均數安慰自己，年輕世代卻用中位數過日子；於是「鼓勵生育」在他們耳裡常像一句不負責任的抒情。
真實的數據模組 養到大學的「四分解」教育／居住／照顧／機會成本
我們如果使用保守、可複核的方式，把常見「養育至成年／大學」的總額估算拆開，即可清晰看出問題所在。首先，從準備基準而言：以台灣勞動市場調查口徑的民間估算，養一名子女至 18 歲平均至少需準備約 668 萬元（含生活、教育等主要支出項），並且多數受訪者認為總月收入需達一定水位才「敢生」。
其次，再把「至大學」加上兩個必要延伸：大學階段支出（學雜費＋生活費）與「照顧—工時」造成的收入折損。於是可形成一個700–800 萬元級距的保守區間（並非宣稱精算，只是把可見成本與常被忽略的成本放回同一張表）。
（A）教育成本（含補習競賽）：
12 歲以下家庭中，補習／才藝支出已高度普遍，且費用愈高、家長焦慮愈高，教育支出成為長期壓力來源之一。
以此結構推估，「教育＋競爭性支出」往往不是線性，而是「升學階段跳階式」上升。
（B）居住成本（房價／租金／通勤）：
住房負擔不只是「多一個房間」；它會把家庭固定成本永久抬高，並且改寫育兒地理（通勤時間、學區焦慮、祖父母支援可近性）。史庫巴也明確指出，研究議程應追問：為何各國住房成本占所得比重一路上升。
（C）照顧成本（托育、臨托、醫療與照顧缺口）：
托育供給、費率與工時文化彼此咬合：當照顧體系不足，家庭就用「女性退出／降低工時」補洞；那不是文化選擇，而是制度強迫。
（D）機會成本（工時折損、升遷延後、照顧中斷）：
這是台灣最常被「故意不算」的一塊，卻最像真實世界：它把生育從「家庭喜悅」變成「職涯折價」。
史庫巴引用相關的數據顯示（受限醫療／墮胎法制環境而放棄再嘗試生育），本質上就是在說：制度設計會直接改寫家庭風險評估。
把這四項放回同一張計算表單，少子化就不再是「價值觀墮落」，而是明確的制度訊號：社會把育兒風險私有化，把人口紅利公共化。
國際對照！北歐用「制度分攤」買回生育選項 日韓在「競爭型社會」裡燃燒家庭
就比較制度而言，最精準的不是喊口號，而是看「國家替家庭分攤多少風險」。OECD 家庭政策資料庫長期顯示，北歐國家在家庭福利與育兒支持的公共支出比重、以及托育與親職假制度設計上，普遍高於多數國家；他們用制度把「敢生」變成可預期，而非賭命。反觀東亞，韓國與日本的總生育率長期低迷，韓國近年的官方統計仍維持在極低水位附近。
當社會把育兒綁在升學競賽、長工時與高住房負擔上，補貼再多也常像「止痛藥」而非「外科手術」，或能減輕疼痛，卻不改變病灶。
加拿大的反例 同樣低生育為何人口仍能增加？
2026年一月的《今周刊》在第1515期的專文〈拆彈！台灣人口危機：同樣少子化，45年後台灣少800萬人、加拿大靠移民多900萬〉中提及一個制度寓言：台灣與加拿大同樣面對低生育與高齡化，加拿大甚至也可能在未來走向「生不如死」結構，但仍能用有計畫的大規模移民維持人口與勞動力規模，並把政策做成「三年一調、由下而上盤點人力需求、國會程序背書」的治理循環。
《今周刊》指出，台灣的差別不在「能不能吸引人」，而在「敢不敢承認自己需要人」。我們長期用不合時代的制度，讓願意在此生活、工作、納稅、認同的人在門口耗盡耐心；最後只剩一句自我安慰：我們人口少，所以要更努力——彷彿文明可以用意志力取代人口結構。
文末那句「我們／你們」的語言瞬間尤其殘酷：移民政策的終點不是簽證數字，而是一個人是否能自然地說出「我們是台灣人」。
少子化不是末日預言 而是一道制度考題
史庫巴最重要的警告，是把少子化恐慌放回歷史：上世紀的人口控制焦慮曾催生強制絕育與制度暴力；本世紀的低生育恐慌同樣可能催生倒退的「親家庭」政治，把女性推回家庭、限制避孕與生殖自主、把生育道德化成公民忠誠測驗。
人類文明很少在一瞬間崩塌，卻更常在「以國家之名」干預最私密的人生選擇時，慢慢失去自制；也在「把家庭當作政策工具」時，悄悄失去人心。
台灣真正的危機，不只在0.8的超低生育率，也不只在 2070 年的推估人口，而是在我們是否願意正面回答這道題：一個社會要不要把育兒從私人風險，重新設計成公共支持？要不要把移民從政治禁忌，改造成治理工具？
伏爾泰會說：當權者總愛談崇高，因為崇高最便宜；邱吉爾則會提醒：你若不願付出制度成本，就準備付出文明代價。少子化不是要我們更努力生孩子，它要求我們先成為一個「值得人留下、也值得人帶著孩子留下」的社會。
▼台灣真正的危機，不只在0.8的超低生育率，也不只在 2070 年的推估人口，而是在我們是否願意正面回答這道題：一個社會要不要把育兒從私人風險，重新設計成公共支持？要不要把移民從政治禁忌，改造成治理工具。（圖／記者李毓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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