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底，黃子佼因持有2,259部兒童與少年性影像、受害人高達35人，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震驚社會。（圖／記者林敬旻攝）
●陳擷安／科技集團法務
2024年底，黃子佼因持有2,259部兒童與少年性影像、受害人高達35人，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罰金十萬元，震驚社會。那是一份法律沒能擔起應有分量的判決：行為人無悔意、未和解、持有大量影像，卻因法律規定「一年以下徒刑」的上限，再怎麼從重也無能為力。案件經上訴，目前由臺灣高等法院進行二審審理中。
在這起案件中，黃子佼被依修法前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9條判刑，罪名是「無正當理由持有兒少性影像罪」。光看條文，這確實是一項刑罰規定得很清楚的罪。
但問題是，這條的法定刑最高只有一年以下，也就是說，不管持有的是一部還是兩千部，只要沒拍、沒賣、沒傳出去，就只能用這一條處理。而這一條，最多就只能關一年，還有很大的機會易科罰金、免於實際服刑。
但在數位時代，「持有」本身早已不是單純個人行為，而是整個黑市流通體系的一環。一個願意付費下載、分類保存、反覆觀看的人，實際上與供應端有著間接但清楚的共犯性質。而當這樣的行為被納入僅一年以下的刑度範疇，司法自然無法施以重罰。
但現在，這一切有了新的改變。立法院於113年三讀通過《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修正案，將「無故付費購買、觀覽或持有兒少性影像」明確規範為重罪，法定刑直接拉高到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換句話說，如果黃子佼的案子發生在修法後，他恐怕早就難以脫離牢獄之災。
一、「持有影像」也是犯罪？ 是的法律早就規定
過去社會常有一種誤解：沒有製作、沒有散布，只是「自己私下看」，為什麼構成犯罪？這種觀念忽略了數位時代的殘酷事實：每一部兒少性影像的點閱、下載與儲存，都是一次對被害者的再次剝削。
此次《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修法清楚指出，只要無故且付費觀覽或購買持有影像者，就屬於主動犯罪行為。這裡的「付費」，不只是交易的證明，更是對非法市場需求的助燃。
法律不再容許這種「消費而不問來源」的假裝無辜。這也正是黃子佼案的警示意義：他就是那個出錢買影像、維繫整個黑市供需鏈的人。
而現在，這類人將不再受到「一年以下」的保護傘，而是被納入實質處罰結構，並可能面臨實際入獄的後果。
二、修法的關鍵突破 從補破網到主動防堵
我們必須問的是，這個罪本身的刑度設計，合不合理？對比他所持有的影像數量、受害者的年齡（10歲至17歲）、影像中清楚可見學生證、制服、社群資料…這些細節都代表：這些影像是高度侵害隱私、極度剝削的性內容。
法院判決書中提到，被告並未悔改、未認罪，也未與受害人和解。但就算如此，也只能判八個月。為什麼？因為法條的上限就是一年，判得再重也超不過這個數字。這正是所謂的「法律天花板」：不是法官不想重判，而是法律設計得太保守，讓法官沒有更多的空間。
如果這樣的行為都還屬於「輕罪」，那社會如何對孩子說，我們有盡力保護你們？
這次修法不只加重刑責，更著眼於防堵性影像的流通與再次受害，導入多項具體制度，包括：
(一)數位鑑識資料庫：由警方建立受害兒少的影像特徵比對資料，減少偵查時對受害人反覆訊問，降低二次傷害。
(二)即時網站管制權：若有網頁涉及兒少性犯罪內容，政府能在「找不到業者」或「急迫危害」時，即時限制讀取網站，封鎖非法散布。
(三)科技巡查機制：主管機關可主動使用科技技術在網路上追蹤疑似犯罪頁面，不再被動等待檢舉。
這些新機制讓「受害者保護」不再只是口號，而能具體反應在制度中。例如，未來若再有類似黃子佼這類「大量收藏者」，警方就能直接以影像特徵比對確認案件事證，不必仰賴受害人親自出面指認。
三、「只是持有」 真的不嚴重嗎？
你可能會想「他又沒拍、沒賣、不就是自己偷看嗎？」但在這個數位時代，每一個下載、觀看與收藏的動作，都在告訴這個犯罪市場：「這些影像有價值，有人願意買。」
而這樣的「需求」，正是製作兒少性影像的根本動力。黃子佼不是唯一的消費者，但他是其中之一。正是這樣的行為，維持了整個性剝削市場的供需關係。如果沒有人下載、沒有人願意花錢，這個市場根本無法存在。
法律明確指出，持有本身，就是對受害兒童的一次再次傷害。這些孩子不僅在拍攝當下被剝削，未來每一個影像被觀看的瞬間，他們的傷口都被重複撕開一次。
▼法律明確指出，持有本身，就是對受害兒童的一次再次傷害。（圖／視覺中國CFP）
四、為什麼創意私房會員名單沒有公開？
在黃子佼案件中，檢警查扣其所持有的非法影像來源，追溯出網路論壇「創意私房」，但至今未見公開會員名單，常有人提出「法院不是應該公開裁判書嗎？」的質疑，這確實正確。
依《法院組織法》第83條第1項，所有裁判書原則上必須公開，且依第2項，自然人姓名亦應揭示。然而，這項規定僅適用於已經完成審理、形成裁判的個案，換言之，只有進入司法程序並有判決結果者，才會出現在公開判決中。
然而，若未對被告起訴、仍處於調查階段的名單，屬於檢調機關內部偵查資料，則不適用該條文公開原則，轉而適用《刑事訴訟法》下的偵查不公開原則。也因此，創意私房其他會員是否為刑案被告，成為「名單是否公開」的關鍵分水嶺：若未進入起訴程序，自然不會有裁判書，也就無從談公開。
因此，只要會員被起訴並有判決產生，姓名就應公開，除非涉及特別保護法規（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或《少年事件處理法》）另有規定而須匿名。從法理上看，會員名單若日後進入法院判決程序，依法就不應被集體隱匿。
反之，若名單僅停留在檢方掌握階段，除非偵查終結並進入訴訟，社會仍難以透過裁判書機制取得名單資訊。因此，不是法律不讓公開，而是司法程序未走到「可公開的那一步」。
在目前法制架構不變的前提下，「加快審判進度」確實是一項值得推動的具體作法。理由如下：
(一)避免社會疑慮與信任崩解：越晚判決、越晚公開，越容易讓社會懷疑司法是否消極或選擇性辦案。
(二)促進公益：越快判決，就能越快依法公開判決書內容，釐清社會關注的真相，也能讓真正涉案者承擔應有責任。
(三)防止證據保存風險與偵查遲延風險理： 兒少性影像相關案件牽涉大量數位證據、跨境資料，若拖延過久，將影響證據保存與公平審。
因此，我們可以主張「提高效率」，但不能放棄「程序正義」。最理想的狀況是：檢調單位投入更多人力辦案、法院優先審理重大兒少性剝削案件、政府設置「數位性犯罪專案法庭」等制度性改革，才能同時兼顧效率與正義。
五、我們的法律 是時候跟上社會的正義了
黃子佼案引發的民憤，其實不只是對一個人的憤怒，而是對整個制度的焦慮。當人們看到犯下極度令人不齒的行為者，最終卻可能「不用坐牢」、「寫悔過書了事」，那是一種對法律信任的瓦解。
但法律的進展往往需要沉痛案例作為轉捩點。這次修法，正是社會憤怒轉化為具體改革的證明。未來，這樣的案件不再只能用「道德譴責」處理，而是有一部真正可貫徹正義的法條作為後盾。
我們要的，不只是八個月的判決，而是能防止下一個受害者的未來。黃子佼案的發生，提醒我們，兒少的保護從來不能等到傷害發生後才開始。讓我們重新問自己，在保護兒童這條路上，我們還能做得更多嗎？
▼黃子佼案的發生，提醒我們，兒少的保護從來不能等到傷害發生後才開始。（圖／視覺中國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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