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頂多是「統計富國」 離「體感富國」遠矣!

我們想讓你知道…台灣的確富裕,但富的是GDP,不是一般人的荷包;亮眼的是出口與企業盈餘,不是全民的生活品質。台灣要真正從「統計富國」走向讓人有感的「體感富國」,結構性問題勢必得正面面對。

▲。(圖/記者周宸亘攝)

▲近年官方經濟數據亮眼,台灣人均GDP已穩居4萬美元的高所得行列,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供應鏈更是樹立難以撼動的關鍵地位。(圖/記者周宸亘攝)

●陳國祥/前《中國時報》總編輯、前《中時晚報》社長

近年官方經濟數據亮眼,台灣人均GDP已穩居4萬美元的高所得行列,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供應鏈更是樹立難以撼動的關鍵地位。然而,這份看似光鮮的榮景,卻沒有在多數民眾的生活中真正開花結果。街頭巷尾的對話、青年世代的焦慮、家庭在育兒和房貸上的沉重壓力,都清楚揭示「統計上的富裕」與「生活中的貧困感」之間的巨大落差。

台灣富的是GDP不是一般人荷包 結構性問題勢必須正面面對

台灣的確富裕,但富的是GDP,不是一般人的荷包;亮眼的是出口與企業盈餘,不是全民的生活品質。台灣要真正從「統計富國」走向讓人有感的「體感富國」,結構性問題勢必得正面面對。

在台灣的整體經濟結構中,半導體與資訊科技產業扮演著無可取代的火車頭角色,但這個火車頭拖動的車廂太少。這些產業高度集中高附加價值,但其就業人口僅約占整體勞動市場的7%。

撐起台灣GDP的,是少數高科技企業與高技能人才,超過七成的勞動者身處低薪服務業與傳統產業,無法分享到科技業成長帶來的收益。這種極端不均的產業結構,使得台灣徒有數字上的繁榮,卻缺乏普遍性的幸福。

和其他同等人均GDP的國家相比,台灣的問題更顯突出。以日本、西班牙等國為例,其平均薪資和中位薪資均反映在一般民眾的消費力與生活品質上。台灣雖然人均GDP已逼近歐美國家,但薪資中位數卻僅約其六成,最低薪資更落後許多,代表台灣的經濟成長並未帶動薪資同步上揚,薪資結構與產業結構呈現嚴重脫節。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結構深層而長期積累的問題。自2000年起,台灣總要素生產力增速大幅趨緩,企業邊際勞動生產力未能有效提升,限制了薪資成長的基礎。

同時,工資相對於生產力的溢價縮水,企業收益優先回到資本與股東,而非提高勞工所得。企業薪酬制度的天平本就傾向資方,如今更因全球競爭壓力而加速傾斜,使得勞動所得占比長期走低,薪資自然難有突破。

工會力量薄弱,更是惡化薪資結構的關鍵因素之一。與歐洲及部分亞洲國家相比,台灣勞工的集體議價能力極弱,工會組織率低,使得廣大基層勞工難以形成對企業施壓的力量。當勞工缺乏集體談判能力時,薪資結構自然持續被壓扁,中低階薪資提升的管道也因此遭到堵塞,造成長年薪資停滯的現象。

台灣產業的「一枝獨秀」亦帶來另一層面深刻的問題。半導體及ICT產業固然支撐了GDP成長,但卻沒有帶動大部分服務業與傳統產業的生產力提升。服務業雖占就業比重超過六成,卻普遍規模小、營運能力弱、創新速度慢,導致薪資凍漲。長期以來,這些企業依靠低薪留住員工,而非透過創新與升級提高競爭力。台灣的經濟結構因此呈現「小強帶弱大」,即使頭部產業強勢,也無法反哺整體國民所得。

除了薪資停滯之外,生活成本與通膨的不可逆衝擊,更讓民眾的「體感貧窮」持續加深。台灣雖然整體CPI看似平穩,但民眾真正花錢的項目—外食、租金、醫療、教育、托育、修繕與各種勞務—其實漲幅遠高於CPI。許多家庭的日常開支不斷累積,使得即便薪水略微上調,購買力卻逐年下滑。

尤其是房價問題,已成為壓垮年輕世代與中產階級的最重負擔。過去十年,台灣整體房價上漲70%到100%,主要城市漲幅更驚人,新竹與台中部分區域甚至翻倍。房價所得比長期居高不下,使得年輕人普遍對買房望而卻步。階級固化、世代收入差距擴大、社會流動性降低,甚至導致許多年輕家庭延後或放棄生育,深刻影響台灣的人口結構與社會信心。

全球化與科技變革也加深了台灣薪資停滯的困境。自動化、AI與機械化取代了大量中低技能工作,使得勞動市場更趨兩極化。出口導向的代工模式,則促使企業持續壓低成本,而薪資往往成為第一個被削減的項目。同時,台灣人口快速老化,勞動力萎縮,社會保障支出大幅增加,使政府在薪資政策、產業政策與社會福利投入上更加掣肘。

▼房價問題,已成為壓垮年輕世代與中產階級的最重負擔。過去十年,台灣整體房價上漲70%到100%,主要城市漲幅更驚人,新竹與台中部分區域甚至翻倍。(圖/記者林敬旻攝)

▲租屋,租房子,房地產,房產,不動產,打房,買房,置產,房市,空屋稅。(圖/記者林敬旻攝)

將富裕「平均分散」到更多人生活 才能真正讓人民有感

若這些問題持續累積,台灣的「名目富裕」恐怕只會越來越脫離民眾生活,而無法轉化為真正的幸福感。要從根本上改變現狀,台灣必須展開跨領域、跨世代、跨產業的大規模改革。

薪資的改善是核心起點。最低工資必須大幅提升,逐步推進到貼近薪資中位數,使基層勞工不再成為壓低成本的唯一工具。薪資底線的提高,不僅改善生活,也會倒逼企業提升生產力、投入技術升級與管理創新,進而促進產業的良性競爭。

更重要的是,必須讓服務業不再只是低薪、低技術、低附加價值的代名詞。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在服務業AI化、數位化、組織升級與人才培訓,協助中小企業轉型,提升整體生產力。觀光、物流、醫療照護、文化創意、綠色能源、創新農業等領域,都具有成為未來成長動能的潛力。若能改善其生產力,台灣就能形成多引擎帶動的成長模式,而不是依賴單一產業。

房市改革更是重中之重。政府必須有效抑制投機需求,強化囤房稅制,增加公共住宅供給,改善租屋市場環境,提供青年合理的居住選項。居住正義若無法改善,任何薪資提升與產業成長都將被房價吞噬。

同時,應強化社會安全網,提升教育、托育、醫療的公共投入,減輕家庭的生活壓力,使民眾能感受到政府與社會在同一陣線。勞工組織的能力也應獲得政策支持,使勞工在企業內擁有更合理的談判地位,避免薪資被長期壓縮。

台灣的富裕是真實的,但也脆弱且集中。如今需要的是讓這份富裕能夠「平均分散」到更多人的生活中,而不是用來堆疊全球排行榜上的數字排名。

當薪資、居住、教育、健康、產業分布與社會安全網都能得到全面改善,台灣才可能真正從統計上的繁榮,邁向讓人民心中有感、生活有依靠的「體感富國」。

▼台灣的富裕是真實的,但也脆弱且集中。如今需要的是讓這份富裕能夠「平均分散」到更多人的生活中,而不是用來堆疊全球排行榜上的數字排名。(圖/記者周宸亘攝)

▲▼。(圖/記者周宸亘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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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祥專欄

陳國祥專欄 陳國祥

政大新聞系、新聞研究所碩士,台灣資深媒體人,曾任中央社董事長、選委會委員、《自立晚報》總編輯、《中國時報》總編輯、《中時晚報》社長、北市政客家事務委員會委員、時報育才董事長。現為傳媒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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