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瞄中共的一國三制(3)

孫亨利

三、西歐舊資本主義制度結合新反向殖民主義 (Old Western European style Capitalism with Neo-Inverse Colonialism)

經過毛澤東獨斷專行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兩次浩劫後,中國已經一窮二白,陷入社會經濟崩潰,瀕臨無法生存的邊緣。旋於1979年進行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改革」其實就是放棄俄式經濟,改學西方,從頭開始走西歐初期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也就是走從前馬克思看到的那條所謂「人吃人的」舊資本主義道路。可是此時中國一窮二白,沒有資本家來推動資本主義,也沒有推動資本主義的技術和能力,祇有掌握政權和資源的新封建主。於是這些特權者便自己爲中間人,自我「開放」門戶,給外資來利用中國的勞工、土地、資源,他們從中分利而致富,應運也成爲資本家。

中國大陸走上了西歐初期的舊資本主義道路,但不肯承認,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巿埸經濟制度」。其實所謂「社會主義巿場經濟制度」,就是由掌握著一切政治權力、資源、土地和人民的黨政特權壟斷的經濟制度。

西歐初期的舊資本主義的特色是對內剝削由農民轉變成的工人;對外剝削和掠奪海外殖民地。這種做法引起了兩大運動:一是西歐各國內部的社會運動和革命運動;一是全世界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這兩大運動在20世紀曾引起空前的動蕩和戰禍。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多年來發展的模式,與上述西歐初期的舊資本主義相比,對內同樣剝削農民和民工,祇是不承認民工是工人;對外方面,因爲中共沒有西歐國家向外剝削殖民地的能力,便執行「反向殖民主義」,自行對外開放,黨政特權招引國外資本家來中國共同經營殖民。由此可知中共的「社會主義的巿埸經濟制度」就是「西歐初期的舊資本主義」結合「反向殖民主義」。

這個「市場經濟」的關鍵是:中共特權者全是掌握政權的黨政機關及黨政企業事業、各級幹部和他們的家屬以及他們的「合作者」。中國大陸的經濟體系,除了外資企業之外,絕大部份是各級黨政機構擁有的公營企業、黨政特權人物擁有的私營企業,以及上述兩者給予支持而合作的部份民營企業所壟斷。政府在政策上向他們傾斜,在金融運作上給他們幫助,使真正民營中小企業很難有競爭空間。如此專政與壟斷資本主義結合,造成以官、民爲區分的巨大貧富差距。根據2010年4月中共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社科院《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披露:地㕔級以上官員家庭人均年收入是當地城市居民的8~25倍,是當地農民的25~85倍;131萬名(總人口的0.1%) 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佔有全民財富的80%;1996~2003年中高級官員及其家屬帳戶外逃資金22000億人民幣。在這個「中國特色」的制度下,造成國貧、民貧、而黨政政府和官僚富有,很不公平地讓1000個人的八成財富被1個人佔有,而此少數富豪往往以如此得來的財富爲榮,奢侈炫富成風並以此自傲。

中國實施「反向殖民主義」的結果,GDP中40%屬於外國投資者所有;28種主要出口品中,23種控制在外國公司的手上;外資企業佔中國貿易順差額的83%;中國的經濟體小於它的地理國境,反之,美、日等國家的經濟體大於它們的地理國境,伸入中國等其他國家。中國的GDP雖是世界第二但不全是中國人的GDP。

如果中國用勞力賺外國的錢,藉由低工資產生「價廉多賣效應」取得GDP上升的成果,從而普遍提高勞工所得,倒未嘗不是一樁美事。可是我們看中國GDP的結構,工資僅佔總GDP的8%,落後到歸類入最不發達國家的行列。換言之:中國的廉價勞工產生的「價廉多賣效應」,並未對勞工有所助益,勞工付出低收入的代價,而資本主獲得多銷售的利益。反觀先進國家如美、日,由工資產生的GDP都佔本國總GDP的50%以上。中國不是「世界工廠」;是世界低端的「血汗工廠」。中國提供廉價勞工和廉價資源爲中國政黨官僚封建主及中外資本主服務,中國政黨官僚封建主和中外資本主聯合爲利益共同體。他們不再拘泥於政治核心倫理與口號,於是政治核心倫理便轉化爲經濟發展倫理,一切以經濟發展爲前提,所謂「發展是硬道理」,這個「硬道理」經過腐化和通俗化後便成爲「向錢看」的倫理,以「向錢看」倫理來維持政權的合理性,便產生了兩個普遍現象。一是追逐表面的GDP;另一是機關和幹部普遍貪腐。

追逐表面GDP:從中央到地方都公認GDP是經濟發展的總指標,因此處處爭取抬高GDP,以證明政權的能力。爲了爭取提高GDP,各級黨政機關不顧忌傷害人民的健康、教育、家庭、生命,也不顧忌破壞國土、資源、生態、環境。爲了爭取GDP,各地盡力提供優厚條件吸引「外資」,不僅對國外推行反向殖民主義吸引外國資本,還包括內地吸引沿海資金。並運用政治力量調動銀行金融,進行「建設」,就造成如上述很多GDP實際上不是中國的,而是外資擁有。很多「建設」是「政績工程」、「面子工程」或稱「形象工程」,好處都落進貪腐者口袋,傷害都由國家和人民承受。歸納起來有下列六種情況:(一)建設的質量差,等於高估了GDP,蓋各樣房子,使用年限不到美國的一半,如此實際GDP就該縮水一半。再因房價炒作上升又膨脹了GDP。更劣的是「豆腐渣工程」則虛有GDP之值;(二)有許多建設是政績工程,花大錢,好看而用處不大,或祇能短期使用,頻頻換屆的黨政領導人都用政績工程拉高自己的GDP。我們常見政府辦公大樓及招待所造得像五星級飯店,以及專供外賓參觀的監獄,設備環境美輪美奐,可是我們也見到有鄉下的小學生在破屋中上課;(三) 在建設中,自然資源、水土、環境、生態,等等的破壞和損失非常大,環保部公佈,2009年環境退化成本和生態破壞損失成本,約爲當年GDP的3.8%,這情況會因爲城市和沿海污染工業內遷更趨嚴重;(四)領導以政治決策搞經濟,普遍用低技術,低效率,高浪費迅速制造廉價產品,投入很高,產出很少。環保部估計,十一五期間(即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亦即2006年至2010年期間)中國資源產出率處於320~350美元/噸的水平,祇有先進國家的1/10,且有下降的趨勢,越建設越貧困;(五)在建設中,不顧忌地使用民力,傷害了國民(主要是農民或農民工)的家庭、健康、子女教育。他們的家庭長期離散,生活變得艱辛困苦,在傷病中痛苦忍受,死亡率增高,子女沒有適當教育,傷害了民族未來的世代。環境污染導致幾億國民健康受損;(六)在建設中,不顧忌地破壞原有建設和財產,尤其是中國的文化遺產,一再破大規模摧殘破壞,前有文化大革命,後有現在的建設,損失無法估計。

機關和幹部普遍貪腐: 由於「向錢看」的迷思(myth),即使錢來自特權剝削,有錢便是成就和體面的象徵,已蔚然成風,能夠利用此倫理的是黨政機關、幹部和他們的關係人。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和幹部,利用專政的權力、公營企業、基礎設施,恣意廉價出賣勞工和地上地下資源中飽私囊。內外投資者可以很廉價地取得勞工和資源,趨之若鶩。

發財的關鍵是掌握權勢,有權勢者巧立名目化公爲私,短期間就累積驚人財富,不但不以爲恥,並且非常自傲,在政府宣傳中也極力宣揚。公眾把利用權勢關係搞貪污腐化視爲當然,甚至鼓勵、欣賞、羨慕。過去被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等視爲天理法條的「叢林法則」(The Law of the Jungle) 在中國大陸又重生了,這回更變本加厲,是本國叢林裡的惡狼引進外地的強狼來幫助分享本國叢林裡的弱肉。

中國淪爲世界上最缺乏社會公平與社會道德的國家之一。整個社會盛行拉關係、走後門、貪污、欺騙,官民習於弄虛作假,風氣敗壞,上下互不信任,把使用非法或不道德手段,視爲稀鬆平常。這種現象一直深入到教育界。本文在「穩固共產政權手段之一,對內絶對控制──文武兼施」一節中曾介紹過教育在中共政權中擔任的角色。由於政治制度把教育當作一種統治工具和培養幹部的機制,敎育於是控制在政權者手中,因此學界和其他黨政機構一樣地貪污腐化,弄虛作假。各級學校以賺錢爲目的,誤人子弟,教育質量降低,社會對教育失去信心,成爲根本的信心危機。

在這個貪腐環境下,利益相關者相互勾結鞏固地位,政權得以維持其光環。不僅如此,外國投資者由於在此制度下得到最大的利益,對此投資環境表示非常欣賞,贊揚有加,視爲良好合作伙伴,都很願意給予支持,並不時加以驅策以期獲得更大利益。連印度也認爲讓中國當(低端)生產型大國很好,而印度自己的目標是成爲知識型大國。

資本主義運作必有其週期性的危機,中國大陸自1979年迄今所以還能支撐著避免爆發的原因:其一是它經濟體大,大多數人還未進入新的經濟體系,經濟風暴傳播遲緩;其二是專政權力可以調動巨大力量加以疏導和抑制,也有辦法能掩飾;其三是外資在中國還有利可圖,爲了中國的廉價勞工和資源,保持著在中國的投入。

不過中國的經濟危機已漸趨難以對付,例如2009年的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已導致今日嚴重的後果。此輪放寬貨幣政策,目的是要擴張投資,刺激經濟繁榮。結果猶如醫生下藥不當,引起不可收拾的副作用,推動了民間借貸,巿場上「投資公司」林立,官員與百姓都參與其中,寬鬆的貨幣政策讓有辦法的人士便於用套利手段一轉手之間來賺大錢,一手用低息從銀行貸到錢,轉手以高息貸給民間投資公司。通貨膨脹帶動物價普遍上漲,工資上漲永遠跟不上物價上漲,政府見此情況又用緊縮銀根來壓制,於是民間借貸利率急劇上升,中小企業資金依賴民間借貸,破產倒閉風四起。銀行壞賬大増,如此很可能牽動金融危機。這次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祇救了大型的國企和外企,看似對他們有益,但在整體經濟中,若在危機擴大中亦將不能倖免。預計政府爲迎接十八大,保持「穩定」局面,必將再度寬鬆銀根,不惜再次冒同樣的危險。

從前西歐舊資本主義的發展,在西歐的殖民母國,產生貧富不均的情況;遠在中國等落後國家的殖民地,則普遍被剝削至窮困狀況。現在中國實施的西歐式舊資本主義結合反向殖民主義,這兩種情況都集中在中國發生,因此貧富不均特別嚴重,即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使他們成豪富;大多數人窮到成赤貧。萬分之一的人(10多萬人)是豪富,從而產生以億計的赤貧人口,但整個國家是貧窮的。2011年中國nominal (按國際匯率) GDP 72980億美元,排名世界第2;全國人均nominal GDP 5,414美元,排名世界第88。上層愈富,基層愈貧。

中共爲了顯示富強,便堅決維持其一貫的「城鄉二元體制」,那就是爲什麼農民身份世世代代不能改變,到城巿去打工的農民仍是農民的原因。所謂「城鄉二元體制」,就是把全國30%有城巿身份的人口(4.019億人),與70%收入極低的農民人口(9.378億人)分開爲「城」和「鄉」兩部份,「城」等於是殖民母國,而「鄉」相當於殖民地。若城鄉GDP 分開計算【簡單估算法見註解】,2011年「城」的GDP爲66134億美元,世界排行仍爲第2;「城」的人均GDP則上升到16454美元,可以排名到世界第43。大陸城巿人口中隨時可見大富豪,但大陸「城」的人均GDP仍落後於台灣世界第39的20101美元,這就顯示著中國大陸的「城」有19世紀西歐殖民母國相同的貧富懸殊情景,也可驗證中國大陸「城鄉二元體制」落實了與19世紀西歐相同的殖民主義。

【註解:分開「城」「鄉」GDP的簡單估算法:把全國30%有城巿身份的人口401,917,456人(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全國總人口1,339,724,852人),與70%收入極低的農民人口937,807,396人的GDP分開:我們已知「鄉」民極窮,每人每天生活費用從1美元到2美元,「鄉」的人均GDP估計爲730美元。「鄉」的GDP 應爲 $730 X 937,807,396 = $684,599,399,080 ;全國GDP(72980億美元)減去「鄉」的GDP,得 「城」的GDP爲$6,613,400,600,920 ;再除以「城」的人口,得「城」的人均GDP 爲 $16,454。】

中國社會、經濟正承受著西歐舊資本主義和殖民地經濟的雙重壓力,危機四伏。政府宣傳部釋出的都是正面信息,一片欣欣向榮,不允許非官方言論及關於基層國民生活和想法的報導。高官富人都進行著將剝奪來的財產及家屬逐漸移到外國,最後他自己一走了之。美國政府統計,中共部級以上官員(包括已退位)的兒輩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的占74.5%,孫輩則達到91%以上。這表示中共黨政上層對他們爲非作歹得到巨大好處的制度沒有信心,恐怕失勢後被傷命奪財,必須及時把人、財移到講人權,有獨立法治的西方民主國家。諷刺的是,他們要去的地方,都曾是他們從政時跟著毛主席敵視的國家。他們也將和許多祖國逃來的自由鬥士們平等相處。

孫亨利/掃瞄中共的一國三制(1)

孫亨利/掃瞄中共的一國三制(2)

●作者孫亨利,電腦程式師,曾在台灣任教於大學,赴美後從海運船務主管退休,現居加州。個人部落格為http://sunhenry.blogspot.com/。文章版權為作者所有,以上言論不代表ETtoday.net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來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關鍵字: 孫亨利 ET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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