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佳
金正恩執政朝鮮以來，朝鮮改革的舉措接連不斷。但是朝鮮經濟雖然有所改善，貧困的局面卻沒有根本扭轉。金正恩期待的「深圳效果」並沒有出現。朝鮮的改革出現了混亂與拘謹並存的局面，什麼原因使得朝鮮「學中國」的效果不佳，又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朝鮮改革的步伐始終「放不開」？
儘管朝鮮始終不承認學習中國，但是從設立特區到實行田畝承包，朝鮮模仿中國改革的意圖十分明顯。但是深圳奇跡並沒有在朝鮮出現。究其原因，很多人多從國際形勢的角度加以解讀。中朝改革初期，面臨的局面確實不同。
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為了對抗蘇聯的威脅，中美之間實現了關係正常化。西方對中國敞開大門。而朝鮮至今深受美國和西方的制裁，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和掌握所有高科技的國家對朝鮮關閉大門，其影響不容忽視。這就意味著朝鮮很難得到發達國家的投資，也無法接觸到世界最先進的科技。但是這並足以解釋朝鮮改革步伐為何依然步履艱難。朝鮮是一個經濟和科技非常落後的國家，朝鮮的經濟總量大約在400億美元左右，人均約為1600美元。因此，朝鮮經濟提升的空間很大，規模不大的投資和技術不必太先進的產業依然可以拉動朝鮮的經濟。因此世界最先進的國家對朝鮮關閉大門，並不是朝鮮改革步履緩慢的主要原因。
中國奇跡在朝鮮沒有出現，最主要的原因是朝鮮從中國這裡沒有學到鄧小平改革的精髓，但卻學了不該學的東西。
首先，商業利益浸透政治肌體，政府機構嚴重商業化。
朝鮮從90年代開始，放開了以前的配給制度和國家集權的經濟體制，鼓勵政府各個部門創立「會社」，從事經營活動。商業利益嚴重滲透進勞動黨的各個部門中。這種情況不僅使得政府部門大肆貪腐，用公權力做生意。而且還使得商業矛盾日益政治化，從勞動黨高層的很多人事變化，如張成澤被殺到李英浩解職，都有商業矛盾隱現其中。更嚴重的是，中國80年代也曾鼓勵政府部門和軍隊辦企業經商，並引發了嚴重的經濟集團主義和部門利益條塊分割，但隨著中國經濟的改善和法制的健全，這種局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朝鮮的經濟狀況始終沒有得到改善，所以各個部門之間大肆經商的局面始終無法得到控制。黨政軍各個部門各自經商，形成頑固的部門利益集團，不惜互相拆臺，損害國家以肥私，嚴重削弱了朝鮮勞動黨的執政能力。
其次，朝鮮簡單模仿中國的改革，沒有充分研究朝鮮國情。
朝鮮為了解決糧食問題，效法中國的承包制，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從最初縮小合作社規模到推行類似「包產到戶」的「田畝擔當制」。但是糧食問題始終沒有很好的解決，朝鮮國土狹小，山地多平原少，但土地降水豐沛，平均降雨量將近1500多毫米。所以，朝鮮適合搞面向市場的合作種植，所以集體農莊可以搞，但體制必須靈活。相反朝鮮土地狹小平原太少，特別是農業基礎設施落後，其實並不適合搞「包產到戶」。朝鮮的土地改革更適合學習以色列的集體農莊模式，不能照搬中國。
最後，朝鮮的改革缺少思想準備。
鄧小平的改革，實在充分思想準備的基礎上推行的。鄧小平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做了兩件非常重要的思想調整工作。一是進行了真理標準的討論，二是將毛澤東思想與改革開放進行了協調與結合。而金正恩是一個非常有衝勁的年輕人，但他在理論上，沒有鄧小平成熟。朝鮮想要進行改革開放，對外必須「事大」，對內必須搞活。而這其中有大量的工作都與金日成的「主體思想」衝突。比如，朝鮮推行土地承包，並縮小合作社規模，就不符合金日成的思想。金日成在《關於土地法》和《集中一切力量攻佔八百萬噸糧食高地》《社會主義農村問題提綱》等文章中明確將社會主義土地集體經營模式列為社會主義土地制度的基礎。再如金日成在《與世紀同行》中存在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節，非常強調朝鮮與外國交往必須堅持以朝鮮為「主體」，這與小國必須「事大」的外交定位明顯不符合。「事大」並不代表朝鮮要放棄自己的「主體」地位，但過分的民族主義意識，不利於朝鮮外交政策的轉型，也不利於朝鮮人與外國人士的交往。
朝鮮想要改革，必須解放民眾的思想。如何能解放民眾思想的同時，又控制思想解放的風險。這就需要給思想劃出邊界，讓民眾知道放開思想的邊界在哪？只有這樣，民眾才能放開手腳做事，而不用擔心自己的思想觀念衝撞政治紅線，而高層也不用擔心思想解放會失去控制。
這就需要金正恩重新解釋「主體思想」，將改革開放與主體思想統一起來。只有如此，朝鮮的改革才不會狼奔豕突左右搖擺，而民眾也才敢放開手腳。
朝鮮改革效果不佳，主要在於沒有結合國情學習外國的經驗，同時金正恩推行改革，不乏熱情和舉措，但缺乏思想與理論準備。導致民眾的創造性無法釋放，思想也無法得到解放。所以只有重新解釋「主體思想」，為思想解放鑄造放火牆，為改革提供理論支持，朝鮮的改革才能真正放開「步伐」，擺脫目前舉步不前的局面。
●作者劉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館員。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文章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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