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歷史課綱問題幾時休

文／吳鳴

課綱問題燃燒逾年，2015年7月31日，微調課綱上路的前夜，我的心情是沈重的。

自從2014年5月以來，微調課綱引起的爭議，牽動整個台灣的呼吸，歷史學者的呼籲，政府當權者的輕忽，導致當前的糾結難解。

身為曾經的教科書撰寫者、課綱擬訂者、教科書審查者，在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期，我個人參與過其中的一部分工作，這些工作大部分是被動參與，諸如長輩應承某事，找我共襄盛舉；友人擔負某事，找我助拳；任職單位推薦擔任某項工作等等。而在參與的過程中，部分師友因種種緣故，漸行漸遠。我自己在中歲以後，參與教科書的事情漸少，但仍有許多友人獻力其中，為台灣的歷史教育而努力。

歷史教育是形塑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大部分國家在形塑其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時，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所扮演的角色，都是無可取代的。臺灣因為現實政治、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歷史經驗，在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上，和一般民主國家略有所異，特別在民族精神教育上，歷史課程所扮的演角色尤其重要，因而形成比較特別的歷史課程和教科書。

從1945年到2014年的60年間，臺灣的歷史教科書曾歷經多次修訂，修訂的因素甚多，有時是因為歷史研究的新成果或教育需求，有時則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

臺灣的歷史教育上承兩個傳統，一是自晚清以來的歷史教科書，二是日治時期的歷史教科書；而以晚清以來的歷史教科書影響較為巨大。教科書的內容，主要為大中國史觀的本國史，和歐洲中心論的世界史。臺灣史一直要到1990年代以後，方始從大中國史觀的本國史獨立出來。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歸屬中華民國統治，一方面展開去日本化的教育與宣導，另一方面則加強中國化／內地化的政策，不論在文宣或教育內容，都以中國化／內地化為依歸，因此，歷史、地理和語文教育成為官方掌控意識形態的重要憑依，尤其歷史教育更是形塑民族精神不可缺的一環，國家立場的主體性不言可喻。在1987年臺灣地區解嚴以前，臺灣的歷史教科書基本上以中國為主體，在敘述中國歷史時慣常以「我國」稱之，使得學習者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認同「中國」為「我國」，這種現象從1945以來長期維持，直到1993年新修訂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才稍稍改變。1987年臺灣地區宣布解除戒嚴，政治上的禁忌解除，文化思想亦朝多元發展，歷史教育重新思考國家立場主體性的問題，部分學者提出本土歷史的重要性，過去四十年來被忽略的臺灣史開始浮出檯面，不論在歷史研究或歷史教學上，都開啟了新的思維。

臺灣的歷史教育，在用字遣詞上受孔子《春秋》的影響極大，《春秋》記戰爭，有伐、侵、戰、圍、入、滅等不同的寫法；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軍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毀其社稷曰滅。同是記殺人，有殺、誅、弒、殲等不同的寫法，無罪見殺曰殺，有罪當殺曰誅，以下殺上曰弒，不留孑遺曰殲。這是用不同的字，表達不同的歷史情況，即所謂春秋筆法。舉最明顯的例子，如各朝代與邊族的關係，漢國攻打匈奴，寫成漢武帝北伐匈奴；而匈奴則是侵略漢國；類似的情形，蒙古攻打中國謂之入侵或侵略，這是從征服王朝攻打華夏的角度思考；但蒙古攻打歐州則名之曰「西征」，如拔都西征。類似情形，忽必烈攻打日本，名之曰「遠征」或「東征」；而對日抗戰時期，日本攻打中國，謂之侵略。有一段時間，臺灣甚至為日本教書未使用「侵略」而表達抗議，卻遺忘了自己歷史教科書裡忽必略「遠征」日本的敘述。

在歷史教科書中，有幾個朝代是很衰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短國祚王朝，後續者如為強勢王朝且國祚緜長，那麼，短國祚王朝往往被寫得很負面；如秦與隋，但卻忽略了秦築長城，區隔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是影響多麼深遠的事；隋煬帝開鑿運河，成為此後各朝帝國的重要經濟動脈。征服王朝入主華夏，亦成為歷史課本的大黑洞，如元國和清國的敘述，基本上即是負面的，元國尤其倒楣，被寫得沒有一處是好的。宋元之際和明清交替的二臣，即成為民族主義史學下的冤魂，至於漢民族所建王朝，則沒有這類問題。故爾這類撻伐主要來自民族主義史學，而非朝代興衰。運氣很差的還有女性，亡國常是女性要負責，如妹喜、妲己、褒娰、呂后、武曌、楊玉環、慈禧，都被形塑成紅顏禍水，甚至直指為禍國殃民。這種充滿男性沙文主義的敘述，在台灣的中國史教科書中俯拾即是。

在歷史教育形塑國家主體性的年代(1945-1985)，臺灣的歷史教育基本上架構於兩個主要範疇，即中國史與外國史，雖然1980年代以後，外國史為世界史所替代，但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性，在小學／國中（初中）／高中各階段的歷史教育，一律以中國史和外國史（世界史）為內容，臺灣史則穿插在中國史的明末清初、1894年的甲午戰爭前後、1945年後的中華民國在臺灣。簡單地說，這個時期臺灣的歷史教育並沒有獨立／完整的臺灣史，這在當今世界的歷史教育是比較特殊的，因為很少有國家不教本鄉本土的歷史，但在形塑國家主體性的年代，臺灣的歷史教育卻只講授片斷的、少得可憐的臺灣史知識。

在形塑國家意識方面，臺灣的歷史教學和歷史教科書長久以來扮演了重要角色，問題在於政府當局所要形塑的國家意識是什麼？如所周知，臺灣官方的意識形態，最初所要形塑的國家意識是中國，亦即以臺灣為中國的代表。這種意識形態不論其現實面如何，在19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政府官方所堅持的。歷史教育既為形塑國家意識的一環，那麼，以臺灣代表中國，把「中國」歷史當成「我國」歷史，便被視為天經地義。事實上，臺灣從1945到1983年的教科書課程標準，都是以「我國」稱呼「中國」，國家立場的主體性可謂旗幟鮮明。以歷史做為民族、國家、族群或地區認同的基礎由來已久，西方自文藝復興(Renaissance)時期的方言（國語）文學，到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近代國家觀念的興起，歷史是形塑國家意識的重要工具，因而在西歐國家，以歷史為國民基礎教育的重要環節，在學校教育中加入「歷史學科」，「歷史」的地位始逐漸突顯。

西歐地區在國家意識興起後，許多國家開始認知到歷史是形塑國家認同的重要工具，除了在大學設立歷史研究所，從事歷史相關領域的研究之外，也在各級學校中講授歷史課程。這種以建立共同「歷史意識」形塑國家主體性的方式，不僅是西歐各國建立其國家意識的工具，也是世界各國所共同採取的模式，臺灣的歷史教育亦與此差相彷彿。

問題在於臺灣歷史教育所要形塑的國家意識是什麼？在1980年代以前，這樣的問題是不存在的，從教育和宣導的內容來看，「中國」顯然是惟一的答案。但這種以現實政治為考量的方式，在1987年臺澎金馬地區解嚴之後，有了急遽的轉變，其中最大的轉變是臺灣主體意識的加強。

在近代中國動盪的時代，晚清知識分子醉心於西方政治、軍事、經濟，以及各種西方學術思想的新說，惟有關西方19世紀初葉以後所發展的科學派史學，似未曾引起太多注意。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猛烈抨擊傳統中國史學，掀起極大波瀾；此文同時積極介紹西方史學，雖然以今日的學術眼光來看，不免浮淺誇大，卻打開了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之門。從〈新史學〉的內容來看，梁啟超對西方史學已略有認識，或可視為西方史學引入中國之初旅。

西方史學輸入中國後，引發改編國史運動，章節體的歷史教科書開始出現，加上傳統中國史學的資鑑思想，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呈顯以歷史教科書形塑民族主義的意圖。我們看到今文學派的夏曾佑將新史學觀點貫穿於歷史敘述中，藉以形塑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並顯現其變法論的基本觀點；而治學傾向古文學派的曾鯤化和劉師培，在教科書中意圖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認知振興國魂，以發揚民族精神，並彰顯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

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結合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成為近代中國建構國族的重要理論，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和錢穆《國史大綱》，即將文化論與血緣論的民族主義加以結合，此後的中國通史著作，大抵延續類似的國族建構理論；因此在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過程中，歷史教科書曾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舉出中國史學的三個特點：悠久、無間斷、詳密，與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所說的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論述基調幾如出一轍。由錢穆和柳詒徵的例子，可以瞭解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是透過怎樣的思想模式建構而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由國民政府所接管。在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之初，為了加強對台灣人民的控制，因此以加強大中華意識，以取代日治時期的｢日本化｣教育，同樣地，歷史教育的｢中國化｣也由此而生。

1945年以後，臺灣的歷史教科書採行國定本政策，這是因為政府要加強思想與意識形態的控制，國文、歷史、地理和公民等教科書，長久以來均為「國定本」；而歷史教科書是所有國定本教科書中最被關注的科目，被當作意識形態推廣的標準示範。

我須承認從1890年代到1950年代的教科書編纂者極其高明，他們建構了中國的概念，把國族建構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致於到今天台灣的歷史學者幾乎無法掙脫其籓籬。我的學術養成教育在此背景下，與大部分這一代的台灣歷史工作者類同。所以，當我們說「中國在唐代的時候」是如此自然，絲毫不會去想在唐國的時候，根本沒有中國這個概念。我們說「中英鴉片戰爭」，卻遺忘當時存在的是清國。教科書裡寫「漢武帝北伐匈奴」，「蒙古入侵中國」，被視為理所當然。所謂「中國」攻打他人時用的是「遠征」、「北代」，他國打「中國」則是侵略。蒙古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忽必烈打中國是侵略，拔都打歐洲為西征，忽必烈打日本是遠征，這些春秋筆法成為歷史教科書的標準用語。台大花亦芬教授寫有關十字軍的討論，指出只有十字軍，沒有十字軍東征，說明過去台灣歷史教育的謬誤。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歷史教育和歷史解釋的問題，而我們並不經心在意。

我的好友王健文教授指出，「這次的課綱微調，在程序與專業委任上犯規太大了，這個部份現在的執政者必須受到譴責。」這部分我完全同意其觀點。健文兄是我高中同學，四十年的總角至交，這篇〈回歸歷史知識與教育的本質：關於歷史課綱 2015/7/31〉，擲地有聲，為避免引喻失義，我在此不多作引述，請有興趣的朋友直接閱讀其文。我曾與其並肩作戰的好友林富士教授，對微調課綱曾發文數篇，2015年7月31日這篇，寫出部分我的心情，為避免曲解老友之意，同樣請有興趣的朋友直接閱讀其文。

2015年8月1日微調課綱就要實施了，一意孤行的教育部大概不會改變什麼。今天早上妹妹舒靜嫻到我臉書貼了一篇文字，「學生還在奮戰、新課綱明天就要上路，台灣史學者們還可以一起做些什麼？」我知道她對我的期許，我也知道自己做得太少，愧對台灣這片養我、育我的土地，愧對我身為歷史工作者的責任。

我在2014年5月8日寫過一篇〈中學歷史課綱，戰鬥從未休止〉，說明微調課綱委員的背景及其反撲意涵；也數度分享好友周婉窈教授的相關文章。但我仍必須承認，相對於我的好友們，我做得真是太少了。

當吳思華部長還是政大校長時，在其主持的最後一次校務會議中，語帶輕鬆地談論微調課綱，批評當時的蔣偉寧部長怎麼會把微調課綱處理成那樣，如果由他來處理，三個月就搞定了。相信參加過此次校務會議的政大同仁應該記憶猶新，可惜吳思華部長打自己的臉，而且打得很重。

張愛玲在〈《傳奇》再版的話〉寫了一段文字，「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微調課網明天就要上路了，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已無法改變，而我的內心恐懼著，因為〈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才是影響更為深遠的，我希望自己和師友們，能夠早籌謀對策，因為這可能是更大的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