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媽媽?全球暖化沒浮冰？小鞍紋海豹對鏡頭流淚。(圖／翻攝自YouTube)
蔡育岱 譚偉恩
一場將近100國的部會首長和逾5萬人參與的環境會議：Rio+20，並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的貢獻。相反地，在金融危機以及當前歐債問題的持續影響下，多數國家基於緊縮的經濟立場，只在會議中承諾保守的財務捐助，極為形式性地履行了義務。然而，《里約宣言：我們企求的未來》(Rio+20 Final Declaration: The Future We Want)中載明，人類社會需要重新檢視當前的生產與消費模式，以及應揚棄GDP作為衡量國家發展與社會穩定之唯一依據。
（一）會議重點：經濟or環境？
檢討既有經濟模式的不當與提出新發展路徑是Rio+20的重點。依循UN在2008年提出的「綠色經濟」概念，本次會議將之列入主題，以期國際社會可以創造一個增進人類福祉與社會公平，並同時降低環境風險與生態匱乏性的經濟運作模式。只是發展(development)的問題涉及到時間因素與歷史問題，綠色經濟的初衷良好，但觸及氣候談判中的具體義務時，南北分歧與對立就是無可避免。共享知識難以形成，無果而終的會議乃理所當然。
南方國家並非反對綠色經濟，但在技術與財政條件上這些國家並不具有和北方國家一樣的能力。因此，它們強調「公平」是討論「綠色經濟」的必要前提。Rio+20的實踐是，以「綠色經濟政策」取代「綠色經濟」，希望讓南北歧異能在較為具體的方向下得到協商與妥協。可惜，在大會於綠色經濟相關文本進行最後一輪協商時，不少南方國家的代表以離席表達抗議，因為它們認為在落實綠色經濟政策的面向上，北方國家並沒有誠意提出財務扶持與技術移轉。此外，「綠色經濟」與早年國際環境會議上討論的「永續發展」均有同一個本質上的矛盾，即『永續』或『綠色』只是概念中的形容詞，而不是主體。相較之下，類此會議最終的共識均偏向『發展』和『經濟』面向的措施；然而，當國際社會的經濟運作仍是由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主導時，不論是永續發展或是綠色經濟，均難以避免淪為TNCs謀求利益的新路徑；舉例來說，生態服務價值一旦量化，在市場上就猶如具有售價的商品，進而如同先前碳交易機制一般，只會衍生新的商品讓TNCs獲利，但是否能減少對環境的不友善，卻乏人問津。簡言之，若無法跳脫或超越資本主義的思考，國際環境安全是不可能達成減緩暖化現象和極端氣候衝擊的目標，同時也無法配合UN千禧年計畫中消弭貧窮與維持人類安全的理想。
此次Rio+20中名為《我們企求的未來》的決議文中並未提供足夠『綠色的』經濟政策，雖然IMF與ADB開始支持移除有害環境的補貼，但一旦涉及發展中國家產業轉型能量是否足夠的問題時，經濟發展優先的慣性思考就宛如一面高牆阻礙了絕多數綠色的政策路徑。
（二）會議結果：+20 or -20？
Rio+20高峰會於今年6月20日召開，當天這個城市的交通運輸系統排出大量的溫室氣體，而一波波進入會場的官員、專家、公民社群組織讓Rio的道路遲滯而阻塞，無異於預告本次會議的結果。
會議結果提出的宣言內容其實早在先前的預備會議就已完成，主辦國巴西為了留下歷史記錄，積極務求此份宣言能夠順利產出，於是大會定調成宣言文本的追認會議，對於宣言事先擬定的內容則鮮少有建設性之辯論。此外，「+20」的歷史意義非凡，與會元首或代表無不盡可能在台巨發表演說，但內容也都是毫無新意且言不及義，形式主義至極。 【1】理論上，所謂的「+20」暗示著時間點和1992年首次地球高峰會的呼應，自然應在會議中檢討這20年來國際環境的合作與制度運作哪裡做得不夠，何處應予改進，但這些重要的實質問題卻沒有在2012年的這場會議中得到重視，甚至反而是被漠視。如果用「-20」來形容會議結果，應不為過。誠如Green Peace的執行長Kumi Naidoo的批評，Rio+20是歷史性的失敗，【2】宣言或相關的文件是政府官員堆砌出來的形式主義，而公民社會的意見並沒有得到重視。此外，會議過程中的訊息透明度也有問題，相較於過往的聯合國環境會議，此次會議記錄或相關資料都不易在網路上取得，大會的進度、議程、文件修改的版本一類的關鍵性文件也都是事後才一一公佈。
（三）填補空白：由下至上從小做起
Rio+20在過程中呈現的倒退與結果上的空白只是國際環境政治諸多失敗的另一新例，但跨國合作難成也不是只有發生在環境議題，歐洲國家在如何解決債務問題上同樣存在很大的歧見，而列強對於要不要制裁以及如何制裁Syria也還是處於僵局。【3】因此，思考國際合作宜從迫切與具體的安全威脅源著手，在環境事務中目前水資源的短缺和物種滅絕的速度都是氣候變遷下較為具體與威脅人類生活相當明顯的議題，這才是Rio+20或之後環境會議應予討論的重點。換句話說，側重氣候變遷並非不對，但要掌握明確的議題方向，才能較容易凝具各國的共識，畢竟最迫切的安全威脅才會讓政府有捐棄成見和達成共識的壓力。
Bjørn Lomborg在最新一期的Foreign Affairs中論及，【4】環境惡化所導致的各種風險（例如：飢饉）固然存在，但政局動盪與戰爭對於國內安全與國際和平的影響更為立即與明顯。他的立場並不是認為當前的地球生態比以前好或是無庸擔心，但解決問題要從小處做起。易言之，如果眼前無法在全球層次有效地因應氣候變遷，我們就應該先將對人類安全最迫切的威脅控制住，例如水資源的維護與管理，公共衛生品質的提升，還有越來越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事實上，根據Lomborg的觀察，全球每年有300萬人因空氣污染而死亡（交通空污或是室內廚房的油煙）！
Rio+20提醒世人傳統以國家為中心那種由上至下的問題解決模式，已不適合解決當前的環境危機，因為既無效率又成果有限。我們應該從此次會議中學到教訓，不要好高騖遠或是期待國家大破大立；相反地，我們應該學習從小處做起，解決立即影響我們生活的問題，這才是真正實用主義與功能主義精神的發揮，促進長遠合作的開始。此外，環境中的世代正義概念，也應該延伸到經濟發展上。倘若「綠色經濟」是未來的趨勢，那麼我們要教育我們的政府不要採取債留子孫的經濟政策，圖求眼前短視的榮景假象。
注釋：
1.Rio+20會議籌備近兩年，本應提出更具開創性與具體的指導性文件，但事先擬定的宣言文本捨棄許多爭議部分，只將抽象的理念呈現在內容中。而各國欠缺行動決心與時程的演說，只是一再表述「我們重申…」、「我們確認…」、「我們認識到…」、「我們注意到…」的空泛之辭，但少有「本國承諾…」或「本國願意…」的肯定性用語。
2.Kumi Naidoo said that the statement itself was “the longest suicide note in history.”
3.“Syria Conflict: West ‘appalled’ by Russia China UN veto,” BBC News, 19 July 2012.
4.Bjørn Lomborg, “Environmental Alarmism, Then and Now: The Club of Rome’s Problem and Ours,”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7681/bjorn-lomborg/environmental-alarmism-then-and-now
●作者蔡育岱，中正大學副教授；譚偉恩，政治大學博士研究生。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文章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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