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司法、行政分隸，司法無法調度行政資源，造成司法輔導困境，進入司法的兒少淪為社福孤兒。（圖／視覺中國CFP）
近年各界關注未成年人濫用毒品問題，政府部門以會議、政策宣示顯示遏止毒品危害的決心，媒體則以專案報導呼籲各界重視，但熱鬧之後，執行實況為何？未來解決方案為何？
未成年施用毒品，適用三法律：前兩者為《少年事件處理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用三級愷他命被視為少年虞犯、施用二級安非他命則屬觸法行為，法院多會交付保護管束，由少年保護官執行三年；另一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將施用毒品的未成年兒少視為被害人，利用福利服務或醫療治療方式，予以保護與輔導，最長可服務到兒少滿20歲止。彼此無衝突或扞格，一由司法處理兒少的行為、一由行政滿足兒少輔導與保護需求，按照制度，當兒少吸毒時，兩者應分別接案，同時處理，互為合作與補其不足。
理想是美好的，現實上，社福系統認為進入司法的兒少，無須再由社福系統提供服務，自訂通報篩選分級制，接到兒少用毒品的通報時，只確認移送法院沒？確定移送，就不開案服務，此舉等於剝奪兒少應享福利服務的權利，進入司法的兒少淪為社福孤兒。又因司法、行政分隸，司法無法調度行政資源，只能懇求社福系統及安置機構提供協助，但多數單位會擔心吸毒者帶來不良影響，會以各式理由回拒，造成司法輔導困境，但當司法也處理不了時，最後也只剩墮入感化監所一途。
近年因高層重視青少年染毒問題，社福系統雖改變態度，但仍以分類處理方式因應，一用毒品等級區分，只服務三、四級毒品兒少，仍排除一、二級毒品施用者；再以教育來分工，在學者由教育（學校春暉方案）處理，非在學者才由社福處理。毒品對身體的危害，並沒有等級之分，但行政部門卻自訂服務標準，造成差別待遇；另從數據來看，15至19歲處於結束國中教育、升學高中階段者才是青少年用毒人口大宗，他們無心學業，多輾轉於休學、就業間，因欠缺技能與學歷，就業不順，回頭重讀或再休學情形，屢見不鮮。在這過程中，少年就變成小人球，在教育與社政系統間拋擲，沒有固定與連貫的個案管理者，斷裂式的輔導不易發生功效，少年也會感到不耐，而不願再理會輔導。
▲15至19歲孩子是青少年用毒人口大宗，他們無心學業，也欠缺技能，容易因好奇而受毒品誘惑。（圖／視覺中國CFP）
為何會造成如此現象？這要從我國毒品防制業務談起，因牽涉法務部、衛生福利部、教育部等部會權責，行政院雖定期召開會報，並由相關部會分工負責，但各部會分工「明確」，無法統合，力量分散，難見顯著成效。地方狀況也與中央相同，分別有衛生局（毒品防制中心）、教育局、社會局等單位參與，不同單位分別輔導，部分兒少被重複服務，忙於應接各界的電話關懷與詢問，部分兒少則在系統輾轉，稍不留意，就被漏接。另外各單位提出的受輔兒少數據也不同，因欠缺勾稽比對及彙整的平台，難以瞭解各單位通報是否確實？每一被通報個案是否都被服務？服務內容是否切中兒少需求？在跨單位會議中各機關都能交出各式服務數據，但兒少實質受輔進度及後續策略如何？卻非查考重點。
用毒者因腦部已受毒害而產生病變，須終身面對高復發的危險，對其輔導，沒有訣竅或捷徑，必須投注時間、長期陪伴，並視其需求運用各類資源提供協助（例如醫療、職訓與就業、機構安置、社會救助措施等），當重建嶄新及健康的人際與社會鏈時，就能遠離不良的環境與損友，自然不易再受毒品誘惑。但現今行政部門規劃兒少輔導措施時，卻未依其特性及需求設計，以致空有數據，未見實質成效。
為解決這些窘況，司改國是會議第五分組討論做出，「建請評估在行政院下設『兒少保護辦公室』之可行性，參考日本兒童相談所制度，整合社政、警政、醫療、教育、檢察體系等相關資源，協助地方政府建置專責處理兒虐、失依、虞犯少年及施用毒品少年等鑑別、篩檢與輔導等機制」決議，即是提醒行政部門應有所體認，協助青少年戒毒將是場漫長的戰役，不該再以本位做出切割分段式的輔導策略，更期待行政院能正視問題，積極協助與督促各級政府，跳脫現有的部門框架，重新思考如何整合業務，確立主責單位，集結各單位資源與力量，建置整合型的機制，並以兒少個案為核心，採用固定個案管理者模式，與少年經營長期輔導關係，才能陪伴他們走過這段抗毒的艱辛復原路。
●王以凡，基隆地方法院調查保護室主任調查保護官。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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