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周天瑞全家歡喜入住皇后區 Fresh Meadows 的一幢house。（圖／作者周天瑞提供，請勿隨意翻拍，以免侵權。）
●周天瑞／曾任中國時報政治組記者、專欄主任、採訪主任、副總編輯、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環球電視總監、新新聞董事長、中央電台董事長。 在《美洲中時》停刊後，於1987年返國共創「新新聞」，他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備受媒體敬重。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我心情那麼不好？一定有人會說，因為我沒有當上總編輯，心裡憋屈。
是耶？非耶？
這個說法的「邏輯」是這樣的：
「周天瑞在台北就已是總編輯第一備選，到美國開報，卻沒當上總編輯；八個月後換將，又沒當上總編輯；再隔半年台北最後一個老總編輯退場，還是沒當上總編輯。他肯定覺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憤憤不平。」
當時確實有人以這個說法解釋我的一些行事，彷彿我除了整天想著當總編輯之外別無所圖，乃至為此瘋狂、焦慮、惶惶然不可終日。
這真是天曉得！
當初在台北，我真的不想那麼早當總編輯，進時報才五年多就當上採訪主任，當時三十歲都不到，大我十幾二十歲的老前輩還大有人在，實在太快。於是想把進程放慢，就沒太經意和老闆的相處之道，以致沒依當時他的規劃更上層樓，反倒形成了出國之局。
在美國開報，余紀忠從外面張羅了兩位前輩交替當總編輯，無須解釋，我比誰都理解，絲毫不以為意，原因前面已經說過，這裡不再重覆。
至於回台北當總編輯這件事，我根本想都沒去想。老實說，自從在美參加工作以後，心思意念和美洲中時緊密相連，我的確以創業的心情看待美洲中時，主客觀形勢擺明瞭相當時間是回不去台北的。於是曼玲與我決定賣了台北的房子在紐約換屋，就在來到紐約一年過後，83年6月全家歡喜入住皇后區法拉盛Fresh Meadows的一幢house。若我巴望著回台北接總編輯，我會賣台北的房子嗎？
所以我怎麼會為了總編輯的職位而失落、而憔悴呢？
但是我得承認，看別人當了總編輯以後的種種表現，我不禁搖頭。逐漸逐漸，我起念不如我來做。
就好比，你若看到有人老是把一副好不容易到手的好牌打成了爛牌，本來不想打牌的你，會不會被逼得想要換手？
我在台北經歷過五位總編輯，加上美國的，一共七位。這七位當中我沒算上余紀忠，因為他是超級總編輯，不能算。余紀忠以外我唯一信服的是屏老—張屏峯先生，而美國這兩位，恕我直言，排名順序和共事順序剛好一致。他們不是全無優點，而是在此時此地不應該攤上這個職務，因為現在不是從前，更不是承平時期。現在在打仗，打的還不是一般的仗，優秀將領要具備的條件，真的是一個都不能少！
做好一個總編輯就算不能規劃、設計、出點子，也要看能不能把各方送進來的材料，以最好的方式呈現在報面上，不會被認為糟蹋了、搞錯了！這是最起碼的功夫。
做為總編輯要能開發每個人的潛力，讓大家願意全心効力，而不是講小話，背後批評，自我吹捧，搞得烏煙瘴氣，人人走避。也不是閒磕牙、瞎扯淡，不顧別人忙死忙活，只顧跟幾個閒人高談濶論，還以為大家心情愉快，一團和氣。這是最起碼的禁忌。
起碼的功夫不到位，起碼的禁忌倒是天天上演，請問這能讓人不著急嗎？這樣的工作方法，能把事情顧周全了嗎？報社花了大把銀子，能這麼付諸流水嗎？余先生的一番苦心，能這麼對待嗎？
那段時期的每日記事，除了「睡眠不足」、「心情不好」以外，其實更早記載而且記載最多的就是批判，對種種不當狀況的批判，藉著批判來發洩，否則我會瘋掉。
我真的認為，文人可以相輕，不可以相煎，即便是此刻，我依然不願說得太不堪，當時我肯定更不會拿這些批判的內容，向余先生打報告的。我還擔心，我一說，反被倒打一耙：當不成總編輯就「搞」別人！
我不好說，唯有忍著，撐著，但別人可不省心。
從文首那段有關我的閒言閒語，就足見我怎麼樣受到中傷。這段話非常好用，往往我提出的意見和主張，會被以這樣的曲解加以扼殺；我從外面帶回來對報紙的反應，更會用這種論斷扣我幹預編務的帽子，以致不加正視。我的處境日益尷尬。
我積極的工作態度，不論是出於我的自發或是來自老闆的要求，本來就是一個容易製造戒心的源頭，防也防不了；加上旁人若有刷存在感的需要，以博老闆重視，在我身上做做文章自是最好的辦法。
正當其時，僑選立委的議題提供了好機會。
我批毛的火力或許猛了些，造成第一次與國府的遭遇戰，國府表示過關切。余先生初時未必放在心上，但不久之後來到美國，從西岸聽人說說，到東岸又聽人說說。什麼「叫他不寫他還硬要寫」都說得出來，余先生就有感覺了，以為我在鬧情緒，把脾氣發到了新聞處理上，而且跟這些外來領導處得不好。人世間，往往數落做事的人，就可以掩飾自己的無作為；打擊幹將，就可以模糊平庸。這樣的事，史不勝書。
他聽信了閒言閒語，便開始不大搭理我了。余先生面對外人，往往會欺負自己人，之前幾個子弟兵被擊退之後，我活了下來，但這時候輪到我面臨考驗了。
不得已便只好向楚崧秋先生吐露心情。不過依然沒有和盤托出，也沒有指出「余紀忠用錯了人」這個要命的真相，更沒有央他求助於余先生讓我取而代之。
但氛圍是不會騙人的，辦公室已有人開始因見勢頭不對辭職了。備受余先生器重的超級寫手林博文，受不了編輯部的嘈雜和散漫，提出在家工作、每周只到班兩天的希望，我幫他向余先生反應並爭取到不減薪禮遇，但依舊未言實情。
我也打算逃離，乃在給楚公的信上有這些話語：
在這種種的處境之下，天瑞常有幾種莫可奈何的想法：
「一種是乾脆離開時報，眼不見為淨，但又怕傷了余先生的心，辜負了他老人家的多年栽培」
「一種是調離美洲中時編輯部，免得讓人覺得礙手礙腳，也免得自己看到了不說不好，說也不好，但又怕別人說我沒風度、不成熟」
「一種是請調回國，但是又怕台北編輯部有其他的情結產生，也怕余先生為難...」
「真不知該怎麼辦？」
▲作者向楚崧秋先生吐露心情。（圖／作者周天瑞提供，請勿隨意翻拍，以免侵權。）
在改以自我排解的態度發信給楚公、不想他操煩以後，事情並不因而解決，信中的三個選項也不會自動消失。這種既想逃離又逃離不了，既憂心忡忡又無能為力的情境，真所謂「鬱悶煩憂交加」，是我進入職場以來最痛苦的時候。
經我百般苦思，終於想到一個辦法，便在12月13日給余紀忠寫了一封信，既不明言真情，也不貿然求去，而是「呈請調職」。至於往哪裡調，卻必須有所發明。
那時候，我平日規劃新聞內容及邀約專欄文章的同時，還熱衷於在紐約、華府、多倫多以外的其他華人聚落，譬如波士頓、芝加哥、費城、聖路易、底特律等地物色人才，為我負責的「今日華人」專版提供各種稿源。這個計畫對於擴充內容、增加發行必有幫助，值得進一步專注深耕，我覺得應當增設通訊組主持其事，與業務單位攜手同行。
因此我在信中向余先生請辭採訪組主任兼職，請調副總編輯兼通訊組主任。如此一來，我便可以撤離編採譯校集於一堂的大辦公室，而在門外另設一席免於煩心了。
既辭又沒辭，既沒辭又有辭。成則脫身，不成則可促使余先生推敲因由，形同以無言之言助他瞭解真情。
說來也巧，就在我的信以快遞寄往洛杉磯不到兩小時，余先生來電召我次日前去，估計當我抵達時他正好收信。
哪知余先生讀了我的信完全不理我的提議，一見面只稍加考慮便給我來了一個大調動：要我從紐約到洛杉磯任美西總編輯，綜理美西編務！
他竟向我做了一番表白：因我出國了幾年，和台北有些脫節；而美國這邊，為了開門納賢，所以都沒有要我當總編輯。並說，以我的歷練和能力早該獨當一面了，希望我來西岸後放手作為，他會全力支持。
第二天他刻意約我單獨吃早餐，進一步說，他想了一夜，越想越覺得這個安排「頗有深意」，對將來會有「作用」，要我高高興興上任。言下似充滿玄機。
我一度因不願影響現職的同事，並且才在紐約住定半年，不想大肆遷徙，拜託他是否重新考慮。但他軍令如山，哪由得了我，只得答應他欣然就道，保證做到政通人和。
消息到了東岸，當場炸了鍋！原來撥弄我的人又一次臉色大變，暗忖余先生把這一咖從東岸拔到西岸，究竟是什麼意思？下意識知道大事不妙，此後再也沒有人可以掩護、可以推諉，甚至可以倚仗了，他們將完全暴露在外，被清楚看到何德何能、幾斤幾兩了。於是他說，不能走，天瑞你不能走，他要向余先生力爭。我只是笑笑，這事豈是他能做主？
但是同事們大為雀躍，一片歡欣鼓舞，這些時候他們眼見我受到多少打壓和委屈，原先不好講，這下子突然迸出了一個口子，便大大宣洩了起來。接連幾天，編輯部的每個組以及印刷廠、業務部等各個部門一一為我餞行，整個紐約總部的同仁無一缺席，每一場聚會都讓我聽到深受感動的話。他們料定：「大將一倒，大樹凋零；不出半年，一定復返」（同仁語）。一位印刷工人說，如果等不到我回紐約，他就不回台灣（工廠採兩地輪調制）。從他們的眼神裡我看得出來，同仁們重新燃起了希望，人心不死，美洲中時必大有可為。
外面可就別有心情了，紐約各方面的朋友，反應強烈而激動，以為我遭貶，完全不能接受。我無法說我會再回來，因我自己也不知道此去人生如何，沒法給他們一個舒緩，他們又不像報社的人有個我會回來的判斷，所以頗不能平復。有人甚至說要寫信向余紀忠理論，冷靜點的人也會說，「如果一兩個月余紀忠不放你回來，便從此不給中國時報寫一個字，不提供任何消息！」
事實上呢，我決定連根拔，好讓對我有想法的人安心過他們的日子。
於是，1983年12月27日下午，新居放租，所有的傢具連同座車一起裝上了All State貨櫃，晚上7:30搭乘AA班機，一家四口，再上征途，飛向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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