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瑋/政治論述 還不快想清楚(上)

 

▲高雄市長韓國瑜拜早年。(圖/記者宋德威攝)

▲▼雲論作者周天瑋(律師)。●周天瑋/專欄作家,美國金融與國際投資律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博士,曾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和復旦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著作有《法治理想國:蘇格拉底與孟子的虛擬對話》,在中西哲學與東西方比較課題別有心得。

日前報導,政治明星高雄市長韓國瑜在選後兩週接受日本記者野島剛採訪,提到政治論述,他說,蔡英文總統不敢獨立,不愛中華民國,又不願接受九二共識,「請問蔡總統,到底台灣2300萬人要去哪裡?」當然現在就是中華民國!

韓國瑜一語道破了兩岸政治的尷尬。民進黨政府台獨無膽,利用模糊空間謀求政治利益,固然是事實。國民黨提出九二共識這個概念,有所設想,但是每少說一回「一中各表」,就立刻會受到攻擊。而大陸,每說「一中」,大家也都明白,那不意味著「中華民國」。民進黨和共產黨之間如果有任何「共識」,似乎便是盡可能當作中華民國已經消亡。那麼台灣究竟如何自處?

都是什麼時候了?政治論述,還不想清楚。

新的兩岸語言 總不能都靠韓國瑜

韓國瑜參加高雄市長選舉,掀起「韓流」,從一碗滷肉飯、一瓶礦泉水、北漂、到「貨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等口號,支持者琅琅上口。韓的確是底層國民黨,和主流國民黨不一樣,他的經濟訴求和語言風格,導致民進黨在高雄陷入苦戰,最後韓獲得勝選。

那麼即將到來的台灣大選和亟待推陳出新的兩岸語言呢?總不能都靠韓國瑜吧?

修辭,希臘先哲柏拉圖說,是一個打動人心的藝術。

中華不遑多讓,曹丕《典論•論文》說得大氣:「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政治的諸多形式的一種,是大聲疾呼具有號召力的動人論述。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一中同表、台灣主體性、兩岸一家親、命運共同體,以及比較講究細節的「在既有的事實與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和「建立具一致性、可預測和可持續性的兩岸關係」等等,這些論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有些意思很好,有些滿足了自家一部分人,不能滿足自家全體,有些更不能打動海峽兩岸的大部分的人。

回顧一下中華歷史名句,就知道為什麼台灣海峽的政治語言,韓流韓派可領風騷。

先說那華夏歷史上石破天驚第一個平民皇帝的例子。秦漢之際,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句政治宣言,是劉邦的約法三章。公元前207年,劉邦打進咸陽,秦的苛政嚴刑一概廢除,只保留「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目的是輕刑免賦和安定民心。劉邦對症下藥,結果收效極好。

再看駱賓王的知名代表作《討武檄文》。這篇檄文細數武則天罪名,說她「神人之所共嫉, 天地之所不容」,藉此宣告天下,「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如不共同起兵, 「共立勤王之勳, 無廢大君之命」,而「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那就「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意思是同時嚴厲警告所有既得利益者,如果留戀眼前,在關鍵時刻猶疑不決,不趕緊響應號召,而選錯邊,站錯隊,不久的將來就一定會招致嚴厲的懲罰。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想明白,今天的世界,到底是誰家的天下!

《討武檄文》師出有名,令人感愧,而威脅利誘,撼動人心。

孫中山成立同盟會 「中華民族」揭開了創世紀的一頁

再舉一個外來政權入侵的例子。明清之交,多爾袞採納了范文程的建議,舉起「救民出水火」 的旗號。給漢族百姓的佈告上說「為爾等復君父仇」;又說「吏來歸,復其位;民來歸,復其業。師行以律,必不爾害。」於是大得人心。在公元1644年,滿洲人從瀋陽起兵到北京順利進城,前後竟然花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三個月之後,滿漢群臣和北京順民已經完成上表勸進,讓順治隆重登基。哇,偉大的民族包容性!

看現代史。 1905年孫中山成立同盟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同盟會綱領。果然響亮,果然成功。「中華民族」這個名詞大約在那之前剛剛發端,揭開了創世紀的一頁。

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也是一件歷史性的大事。沒有北伐成功,中國不能統一,抗戰難成;抗戰不成,不平等條約不可能順利廢除,台澎無由重返斯土。蔣中正在北伐宣言上說,國民黨「為民請命,為國除奸,成敗利鈍,在所不顧,任何犧牲,在所不惜」。時代不同了,這種義無反顧的使命感如今雲淡風輕,可韓國瑜發出過一句豪語,讓人精神為之一振,他發誓,「如果我貪汙,將放棄假釋,在牢裡關我關到死。」一時之間,小南伐堪比大北伐。

毛澤東一生的第一句歷史傳誦的名言是「槍桿子出政權」。 1927年,風雨飄搖的中共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發言指出, 「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的經驗教訓,其實是得自於蔣中正黃埔建軍成功,迅速在國民黨崛起因而取得政權並且展開清黨。毛感觸的是蔣的成就事實,但蔣是儒將,絕對不會說自己「槍桿子出政權」這樣通俗的話。

毛的另一個發明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論」。他在1940年提出論述,這個論述主張將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 1949年許多人將國民政府趕出大陸,是基於對新民主主義的期待。

毛死後撥亂反正的成就,後來奠定在鄧小平要「將一部分人富起來」這個概念上。鄧1985年會見美國企業家代表團時說,「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

這句話有著不可思議的魅力,中國大陸每個人這時都可以大膽相信自己可能便屬於那「一部分人」。那個氛圍豈不是類似於今天的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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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家,美國金融與國際投資律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博士,曾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和復旦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著作有《法治理想國:蘇格拉底與孟子的虛擬對話》,在中西哲學與東西方比較課題別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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