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擴大，桃園機場加強消毒防疫。（圖／桃機提供）
●許崇銘／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因研究領域曾略涉醫療人類學與公共衛生體系中的心理，是故，武漢肺炎在1/21號台灣確診第一例，有幾件事情想說一下。首先為了避免爭議，先把涉及國家／身份政治的問題說在前頭。
若以可信的海外與中國其他區域的病例逆推，中國隱匿疫情應該毋庸置疑，所以此處不討論了。但若以SARS的經驗來看，中國這次確實相對應對迅速與務實很多，不管這個務實是決定面對真相，還是知道不可能瞞得住。
我想就「隔離」與「資訊傳播」發表一些個人看法。首先我們務必去理解急性傳染病的「隔離」的意義。
「隔離」有兩重意義：
1.避免增加感染。
2.無明顯、確定的有效治療手段的情形下的積極處理。
前者將會給患者帶來污名、後者將會給患者帶來明確的恐慌感。而這兩者都會給患者帶來隱匿自身疫情的動機，不利防疫，這是最值得注意的。凡人類社會中，被社會理解為「傳染病」的病症，無一不為患者帶來污名。
大家可以思索一下自己記憶中對傳染病患者的看法、態度，甚至於對不具傳染力，但是被認為誤解唯有傳染力的疾病，是不是都是如此。如果想不起來的話，想想2012年，麥當勞癌症兒童關愛之家設立時所遭受的反對之一，居民宣稱「無法保證癌症不會傳染」；更遑論其他急性傳染病，如鼠疫等。
因此，對病患、以及對於疾病起源城市都必然地會有污名產生。所以傳播資訊與討論上，一定要有意識地提醒自己是否對患者施以污名。
再論後者，SARS或武漢肺炎引起如此高度的重視，便在於相對一般地肺炎，致死率高，病毒株發現前期並無特別必然有效的治療手段。因此病人的恐慌感既使在無隔離的情形下，都會相對地高張，在必須施以隔離的處境裡，患者內在將更加地強化其遭受社會遺棄的感受。
1與2是一體的兩面，都是犧牲個體，挽救集體的策略。因為隔離在早期醫療體系不發達的社會裡，本來就是某種將患者從社會遺棄，避免拖累社會的醫療手段。
換言之，隔離者本身就是背負著極為重大的罪惡感與痛苦，現代醫療體系對隔離者的支援，無一不再強調「我們並未放棄你」，這是文明社會的重要特徵。
不會為了「集體」而輕易放棄「個體」，是文明社會的特徵。否則純粹以「集體」來看，人類的數量死上一兩億人理應都無所謂才對，或以17年前的SARS來看，台灣死亡了七十餘位患者，對台灣人口影響微乎其微，理應沒有防治傳染病的道理。
▲中國武漢一名2歲女童與家人到馬來西亞遊玩，出現咳嗽、發燒症狀，女童爸爸偷偷將孩子帶出醫院、打算搭飛機離開。最終在機場被隔離，其中爸爸還想攀爬玻璃外出。（圖／翻攝Suara Penjawat Awam臉書）
仇恨動員將對公衛與防疫造成反效果
除了文明的理由，SARS或此次的武漢肺炎，都另有一個特性，就是跨階級的傳染。此類疾病在現代社會當中，不會被隔絕於特定的生活形態裡（貧窮、性生活等等）。因此，每個人都是潛在的感染者。
所以才會引起大規模的重視、投入資源以及恐慌。以SARS的防制經驗來說，我們每個人應該算是安全的，但是也因為每個人都有些許的機會成為患者。因此我們應該配合與協助公衛系統，並且減少感染者的負擔，不論是生理或心理。
此時進行認同政治（身體與國家往往容易等同與類比）的仇恨動員對公衛與防疫是絕對地反效果。公共論壇（PTT）與社群網站（FB），已經有些討論對帶病回台的首位患者施以責難。但是這些責難對公衛並無幫助，只會讓潛在的患者在未來感染時，思考自己是否應該隱匿疫情「賭一把」。
以此例來看，除了在飛機上取下口罩吃飯之外，回台灣尋找更加可靠的醫療體系、全程使用口罩、主動配合防疫通報。這點若我們進行身份政治的正面動員，我們反而應該感謝這位台灣女性長輩的良知以及進步公衛觀念。（除了他掉以輕心的吃飯）
因此既使很直覺，我們都應該盡量避免污名與仇恨動員。
▲一名從中國返台確診罹患武漢肺炎的台商，將被開罰30萬，他曾經前往的酒店正在進行消毒 。（圖／記者吳奕靖攝）
「時間差與破碎性」可能會造成假消息效果
第二大項則與資訊傳播有關，寫到這邊，已經太長，失去溝通意義。我將盡可能簡短說明。
首先，社群網路的資訊傳遞是有時間差，以1/21日台灣為例，馬偕發佈案例、撤回案例、南方發佈案例、確診。台灣預計有旅行團出遊武漢，大旅行社宣布停團。這些可能互相矛盾但都真實的資訊，都在短短一天內發生，在中國方面也是如此。（短時間內宣布管制措施、旅遊業應對措施、病例等等）
臉書有時間標記，但是事件發生的時間卻未必與資訊傳播時間相同，演算法推播也不是線性的。因此傳遞資訊時，務必小心，避免片段而且不準確的情報。
如「武漢宣布境管」這一類不準確的消息都應該小心避免。或者如「武漢旅行團未來十天將有178人來台」、「武漢不對外發出旅行團」這一類的消息，要小心連結到身份政治的仇恨動員。因為兩者可能都是真消息，只是有時間差，或者因為中國的防疫漏洞所致。
此次疫情發生於這個時間點，對中國是最大的不幸，因為在春節前夕；對台灣則是萬幸，因為在連假，並無強迫性的集體活動（上班、上課）。在僅有一例的當下不宜形成過度地恐慌，以免不利後續防疫。
這是我們在傳遞公共資訊時，我想必須要特別注意，真消息疊加的「時間差與破碎性」可能會造成假消息效果。社會最擔心的事情不是壞消息，而是因為缺乏真相所導致的混亂。
▲政府防疫文宣，民眾應誠實配合公共衛生體系防疫，並且避免製造恐慌。（圖／蘇貞昌臉書）
不要詛咒及汙名化
最後我說一下我在疫病前期的觀察。作為十七年前SARS前期的強制隔離者，我看到兩次疫病前期世界與我國政府（台灣）的警覺性。
SARS前期，當時並無經驗與無資源（被拒絕於WHO之外）的台灣政府，並非不重視疫情，但慌亂而盲目地投下大量資源，可以看出許多資源被浪費，以及後期防疫資源的萎縮。（隔離方式的改變等等）最後並導致和平醫院的憾事。
這次既使在最末端，都可以看到基礎公衛教育的成功，以及政府與公共系統穩健且有效的節奏。
資訊的及時揭露與整理、對錯誤訊息的坦然更新與處理、更有效科技工具的使用、資源的快速盤點等等，都看得出來在這社會在17年前的傷害之後，不是白白受苦的。
傳染病必然會經歷過「初期、嚴重、消退控制」三個時期，在初期，非醫療專業人士能做的，是這篇文章想呼籲的。小心地傳播資訊、充分地且誠實地配合公共衛生體系（請參照衝衝衝那張紅色的衛教文宣）、不要責怪恐慌的患者、不要恐慌。
經歷過17年前的隔離，我對台灣這17年公衛的進步有充分的信心。人類的健康，尤其是傳染病的控制等公共衛生問題，從來都不是建立在科技的進步而已。而是文明的社會與普及的衛教。
因此不要詛咒或污名任何人任何地方，然後感謝台灣社會的文明庇護著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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