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的威力

丘福隆

1970年代中美生活水準差距很大。當時美國對台灣的報導往往是人力三輪車的寫照、苦力在碼頭搬運蔴袋的艱辛，或法院因没繳電費被剪電的消息等，令人十分洩氣，難以抬頭。

當年留美學生大都相當愛國，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偶爾碰到對台灣有所批評，總少不了前往議論解釋一番。若碰到有台獨意識的少數人，更是群起而攻之。

在搬進全是美國白人的宿處大約一個星期後，作者終於鼓起勇氣對室友們說：「我認為美國很強，但似乎並不是真的很富強。」其中一位研究生室友笑著回答說：「是啊，問題可多了，我們正設法解決一些。」這時，我頓然羞愧地領悟到，國家強不強不是辯駁贏了算數，要看真正的裡子。美國人民的平均素質高，由他們組成的國家素質自然也就很高。換言之，每個人把自己做好就可以了，不必每天講求愛國，也要求別人愛國。

台灣這些年來的政局發展與民生幸福很不理想，知識份子要負大部份的責任。所謂負責任並不是要走上街頭或鼓動風潮，而是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特別是選擇未來的執政團隊，豈可不忠於自己的判斷，成為媒體與名嘴指導下的統計數字？

然而，「不忠於自己」確是許多現代知識份子的通病之一。由於工作壓力與資訊爆炸，致使大多數知識份子繁中取簡，過於依賴媒體或廣告所販賣的洗腦商品。因此，我們很少看到知識份子能夠跳脫媒體廣告的陳述，用自己的思維描述對某事件的看法與堅持的理由。

三日一變又很敢瞎扯的媒體與名嘴們會選擇性地引述「當年羅斯福如何如何」以及「蘇格拉底又是如何如何」來為爭辯舉證，根本不管羅蘇兩人完全不可能搞到一塊。又如「兩岸和平協議」被提出後，媒體與名嘴立刻以「此時談和平協議，是不是和平有問題，或有什麼陰謀？」無能的馬政府立即撤議，而不懂得回以：「為了台灣安全，多加一層保險有何不可？」總而言之，媒體控制了娛樂和話語權，黨派亦因此深入掌控媒體。在知識份子為弱勢的情況下，媒體主宰著台灣的思想與命脈，每況愈下。

－－假如我不能選我想選的人，還有民主這回事嗎？
－－假如我不做，誰會替我做？
－－假如我繼續選不滿意的人，倒霉的是誰？

2012年已經來臨，該是知識份子對媒體與名嘴所提供的垃圾快餐說不的時候，也該是知識份子拒絕被列為「不算數」而發威的時候。

●作者丘福隆，美國洛杉磯，生物科技業。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來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