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偉恩 蔡育岱
自2008年後，「親美、和中、友日」成為台灣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此項原則的核心思考是讓台灣得以在大國(great powers)與國力優於自己的鄰國夾縫中求生；毋寧，國力相對處於弱勢的台灣得凡事謹言慎行，萬不能輕易得罪其中一方，讓自己置身險境。更確切地說，台灣主觀上既不想依附強權進行選邊，客觀上也不敢平衡強權置身火線。然而，國際體系的結構對於國家（特別是小國）行為有相當顯著之影響力，當美國認知中國已是大國時，雙方的互動將隨著原由美國佔優勢的國際體系結構調整成現今美中兩強較勁的體系結構。鑑此，指導台灣外交的原則就有調整必要，而調整的幅度取決於以下幾點考量：（1）若中國整體國力持續上升，美中的競爭會不會隨之轉變成無法避免的衝突？（2）同處亞洲的中日兩國是否也會因為一方國力的增長而陷入不可避免的衝突？（3）倘前兩項答案是肯定的，則台灣的外交策略應如何調整？
大國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策略及自由度與小國迥不相同；本身即是體系中一極(polarity)的大國可以透過內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增強自我國力，在競爭過程中取勝於對手，又同時避免直接的軍事衝突產生。或以較具攻擊性的外部平衡(external balancing)方式，在國際間拉幫結派形成同盟以壓制對手，但同時承擔爆發衝突的較大風險。小國與大國間實力落差懸疏，內部平衡緩不濟急，而外部平衡又不如次強權有吸引力，換不到大國具體的同盟承諾與合作青睞（此從過去數十年的美日與美台關係比較中便可知）。台灣的「親美、和中、友日」在權力平衡的結構制約之下有必要走精緻路線，放棄目前「大戰略」的高調與模糊，改走務實的多元主義。觀之甫結束的歐習會晤，美中雙方未來的互動是『兩元性的競爭模式』；即在衝突本質的前提下，以合作維持競爭關係的表面和諧。「衝突本質」乃肇因於美國不會放棄亞洲再平衡(the pivot or rebalancing toward the Asia-Pacific)的外部平衡策略，而中國也有信心可以至少守住它在亞洲的區域利益，平衡美國干涉之影響。惟現階段兩大國相互沒有領土擴張野心，尚未威脅到對方的核心安全利益，故軍事衝突爆發的可能性甚微。至於經貿或其它議題的衝突或已有國際制度可以化解，或有多方國際論壇可以舒緩，當也不成棘手事件。在此客觀局勢下，台灣應窺見美國缺乏壓制與直接挑戰中國崛起的勇氣或能力，而中國也尚未成為羽翼已豐的大鵬可制衡慓悍的老鷹；雙方其實都在為自己爭取時間，將衝突發生的時點盡可能後延。盱衡此點，小國的價值就是要在這段時間中設法提升自己的籌碼，擾亂大國的如意算盤，但謹慎地不激怒其中一方。
慮及美國國內政治中軍工複合體在國會的影響力，還有《台灣關係法》中的軍售規定（第3條第1項），台灣當局應該選擇更為「機巧的」的靠攏中國。對美國來說，當台灣從「和中」變成「親中」，美方的時間壓力就更迫切，在不能直接與中國翻臉的前提下，只有設法強化現有的美日關係或重新穩固美台關係，甚至兩個選項同時進行。而無論選擇何者，台日關係都會發生變動，但「對錯」已不可均歸諸於我，美方勢必要為台灣「友日」程度的修正多寡負起責任。
同時，「親中」後的台灣對中國的重要性也隨之增強，因此中國短時間內不會武犯台灣主權，反而可能更主動地釋出善意與好處給台灣。另一方面，台灣雖然國力不如日本，但在權力平衡的選擇上自由度優於日本。日本只能親美，無法親中，但台灣可以，且一旦如此為之，美中與美日的現有關係都要隨之修正。屆時台美中日四方的互動即便主導權還是在大國之手，但台灣至少至少可以搏取一個第三順位，提升自己的安全系數並增加談判的籌碼。
當然，情感上許多人會擔心挑戰美國的利益可能招來難以估量之代價。但縮減軍售與修改國內法在美國國內政治都是一件利益糾葛十分複雜的大工程，歐巴馬任期僅剩三年，時間壓力不容許他處理所有的美中台問題，而是僅能就主要問題盡力達成目標。三年一到，新任總統自有一套經營戰個三角的新思維，台灣現在若處處「親美」，也難保三年之後現實的美國政府會領情。國際政治無關道德，求生保民才是首要顧念，一廂情願不知變通的「親、和、友」任何國家，到頭來皆有可能血本無歸，豈不更加得不償失？
●作者蔡育岱，中正大學副教授；譚偉恩，政治大學博士研究生。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文章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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