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詐騙》打詐失靈人心慌　別再用獅子鬃毛治禿頭

▲日前一則報導指出，台灣近年的詐騙犯罪不論案件數或造成財損金額均創高峰，肇因竟是「法院審判端往往輕輕放下」。（圖／記者張君豪翻攝）

● 王彥／律師、民間司改會執行委員

《ETtoday新聞雲》1月29日的〈打詐失靈淪詐騙島！台陸日韓比較法規台灣輸在這關鍵〉報導指出，詐騙犯罪於近年在台灣不論案件數或造成財損金額均創高峰，報導中引述警方說法，認為肇因竟然是「法院審判端往往輕輕放下，光是在地檢署賣存摺提供人頭帳戶者起訴率不到2成、車手起訴率不到6成」所致。報導並指出日韓陸等地，法律較嚴或法院判決較重，為我國治理詐騙案件遜其等之處。

誠然，近年台灣詐欺犯罪頻傳，政府亟欲尋找解方，然而將其歸咎於「法院審判端輕放」，是否為正確的方向？本文認為有待商榷。

日本對詐欺犯的司法裁判與執行情況並不比台灣重

首先，日本司法實務近年對於詐欺犯罪者的起訴概況，根據日本法務省每年所出版的《犯罪白書》（按：即犯罪白皮書）所示，詐欺犯罪者的起訴率近年約在5成左右（令和3年（2021年）版《犯罪白書》第432頁）。雖然上面犯罪白皮書看不出來，其中所指的詐欺犯罪者究竟是提供帳戶者、車手，甚或是指揮集團之領導者，但依目前台日破獲者多為車手與提供帳戶者來看，台日對於詐欺犯罪者的起訴率應無太大差異。

▲台日對於詐欺犯罪者的起訴率無太大差異。（示意圖／取自免費圖庫Pakutaso）

而依據上面的《犯罪白書》，日本審判實務對於詐欺罪之判刑，量刑一般也落在1至3年間（令和4年（2022年）版《犯罪白書》第43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刑法固然有區分一般詐欺與集團詐欺（《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益の規制等に関する法律》（通稱《組織犯罪處罰法》）第3條第1項第13款，而我國亦有類似的《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然上面資料即已包含2者，因此，就刑度量刑來說，日本審判實務之量刑絕非報導所提的7至15年。

至於報導所提出東京法院法官判決詐騙集團主嫌20年之判決，雖然確實存在，但須了解，此實為特例中的特例，實在無法作為常規判斷，更沒辦法說因此有何警惕戒治的效果。畢竟可以抓到犯罪集團首腦，已屬罕見，否則何以上新聞？而犯罪集團首腦亦顯然與報導討論的車手（詐欺集團最下游）或是提供帳戶者（多數根本不是詐騙集團成員）的情況不同。

再者，就日本刑罰執行實務，詐欺緩刑率約為5成（令和3年版《犯罪白書》第432頁），而日本刑法亦無就詐欺犯罪有不得、假釋交保之特別規定。事實上，自平成22年（2010年）至今，詐欺罪的假釋率仍持續增加，而且詐欺罪的假釋率高於其他犯罪的假釋率（令和3年版《犯罪白書》第432頁）。

審判之難　在於天平兩端的衡平

台灣詐騙案件確實不少，然而若將其歸咎我國檢察官之起訴率或法官量刑過低，恐非公平。

▲提供帳戶者往往並非詐騙集團成員，多數係因尋找工作、貸款，甚至是不慎遺失存摺等情況而帳戶遭詐騙集團利用。（圖／警方提供，下同）

筆者身為一名刑事律師，處理此類詐欺案件，遭遇最多的類型，為所謂之「幫助詐欺」，即提供帳戶者。此類型被告往往並非詐騙集團成員，多數係因尋找工作、貸款，甚至是不慎遺失存摺等情況而帳戶遭詐騙集團利用。誠然，我們可以輕易的指責該人為何如此輕忽對待自己的金融資訊。但我們同樣不該忽視，這些所謂的「幫助詐欺犯」同樣有被騙的可能。而如果被認定是幫助詐欺，除了刑責以外，還要賠償給詐欺受害人（即使詐欺贓款僅流過其帳戶，提供帳戶者並未獲取分毫亦然）。如果判決要求此些人等一定要入獄、並要求一定要重刑，試問他們又該如何賺錢賠償予受害人？對於這些有高度可能也是被害人（只是輕忽自己資訊）的被告，又是否公平？

至於詐欺車手的情況，雖然較提供帳戶者為嚴重（此點也反映在刑度上了），但卻也相去不遠。所謂詐騙集團車手，指的是詐騙集團中，負責去領出詐欺贓款並交給上游的人。由於車手最容易曝光（遭監視攝影機拍到），因此往往是詐騙集團中最低階的存在，甚至很多根本不是詐騙集團的固定成員，而僅是臨時招募的打工仔，甚至有些人於根本沒拿到錢。多數車手都未滿25歲，甚至還有未滿18歲的少年。經濟狀況實在與上述報導中的「遠遁國外吃香喝辣」之情形相去甚遠。因此，如果硬要求判重刑，不僅同樣無助於賠償予被害人，恐怕也確實稱不上是罪刑相當。

別再相信可以用獅子鬃毛治禿頭了

▲落健廣告詞「傳說拔到獅子的鬃毛，掉落的頭髮就能長回來」告訴我們不應輕信奇特的偏方，應以更為科學而理性的方式來達成目的。（圖／達志影像／示意圖）

前幾年有一則相當有意思的廣告，說明人不應該在沒有任何查證下，就因為「主觀認知」或「故老相傳」，而想要甘冒風險去拔雄偉的獅子鬃毛來治禿頭。該廣告就是要人們別再相信奇特的偏方，應該尋求更為科學而理性的方式來達成目的。

有關詐欺犯罪的治理也同樣如此。造成詐欺犯罪橫行的原因很多，例如銀行監管不利、金流流向難以追索、詐欺集團難以追本溯源、無法追緝上游等，相對於怪罪司法體系，這些才是行政機關需要去完成的功課。事實上，就筆者從事刑事訴訟實務這幾年與當事人打交道的經驗，被告在意自身刑度真的是相當後端的事情了。當被判刑後，問他後不後悔，多數也是後悔的。然而為何還要從事犯罪行為，通常的回答也不過是「金錢所逼」、「沒想這麼多」而已。因此，寄望於重刑可使此類犯罪獲得遏止，真的不過是緣木求魚。而相關「亂世用重典」等威權迷思，就讓它遺留在過去，別再相信沒有根據的說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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