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部於今(2026)年1月9日公布最新戶口統計資料，台灣人口截至去年12月底為2,329萬9,132人，已連續24個月負成長。其中，65歲以上人口數為467萬3,155人，占20.06%，正式進入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超高齡社會」。（AI協作圖／記者郭運興製作，經編輯審核）
●李沃牆／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該來的總會來，躲也躲不掉，內政部於今(2026)年1月9日公布最新戶口統計資料，台灣人口總數截至去年12月底為2,329萬9,132人，已連續24個月負成長。其中，65歲以上人口數為467萬3,155人，占20.06%，正式進入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超高齡社會」。
此外，2025年12月出生僅9,027人(年減逾27.76%)，死亡人數逾1.7萬人，連續60個月「生不如死」。統計2025年全年共有10.7萬名新生兒續創新低，年減超過二成。
人口結構的急遽轉折，已不再只是未來風險，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當新生兒人數持續探底、人口連續多年負成長，「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雙重夾擊，正衝擊台灣的勞動市場、社會保險制度與國家財政，無疑是極大的挑戰。然而，「超高齡社會」也衍生新的老年商機，端賴我們如何把握。
人口紅利消失 勞動參與率下滑
長期以來，台灣仰賴充沛的工作年齡人口支撐經濟成長，但這項「人口紅利」正快速消退。依國發會人口推估，台灣將於2028年正式結束人口紅利，未來少子化與高齡化持續加劇，45至64歲族群占工作人口比重將不斷上升，至2070年總人口恐降至約1,500萬人。
與此同時，勞動參與率卻未能有效彌補人口減少帶來的缺口。2024年台灣整體勞動參與率僅59.3%，明顯低於OECD國家與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65歲以上高齡者勞動參與率更僅9.9%，顯示人力資源未被充分運用。人口紅利的消失與勞動參與不足相互交織，使企業面臨人力短缺與成本上升，也拖慢產業轉型步伐。
▼當新生兒人數持續探底、人口連續多年負成長，「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雙重夾擊，正衝擊台灣的勞動市場、社會保險制度與國家財政，無疑是極大的挑戰。（圖／記者李毓康攝）
健保財務壓力與日俱增
人口問題向來具有高度的結構性與不可逆性，一旦形成趨勢，短期內難以扭轉。如今台灣每五人就有一人是高齡者，工作年齡人口快速下降，扶養比持續惡化。
根據國發會推估，未來每名高齡者僅能由約1.5名勞動人口扶養，長期將導致繳稅、繳保費的人口愈來愈少，但仰賴醫療、年金與長期照護的支出卻快速攀升，形成典型的「倒金字塔式人口結構」。
這樣的結構，對以社會保險為基礎的福利國家而言，是一項根本性挑戰。全民健保是台灣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但在高齡化社會下，醫療需求有增無減，65歲以上長者的醫療支出占比已超過四成。
此外，在超高齡社會中，長期照護政策的成敗，將直接影響財政可承受度。若高齡人口大量進入失能狀態，長照與醫療支出將呈爆炸性成長。
因此，政策焦點必須前移，從照顧失能，轉向預防失能。衛福部提出從健康促進、分散式照顧、科技運用等面向因應「超高齡社會」，方向具前瞻性。例如「三高防治888計畫」、推動居家醫療、在宅住院與遠距醫療，都有助於減少不必要住院與機構化照護。若能有效整合醫療、長照與社區資源，讓高齡者在熟悉的生活圈中老化，不僅提升生活品質，也能降低整體社會成本。惟能否徹底落實，仍有待觀察。
持平而論，健保財務壓力的根源，不只是人口老化，更來自制度設計與支付誘因。長期以來以「論量計酬」為主的給付方式，容易誘發過度醫療與資源錯置，使健保支出難以有效控制。
衛福部近年提出「健康導向、結果導向」的健保改革方向，嘗試以「論價值計酬」或「論結果計酬」取代單純以服務量計算的模式，方向正確，但執行仍面臨醫療體系調適與政治壓力。尤其，健保費率調整長期受選舉考量影響，導致財務調整遲滯，政府只能以撥補方式暫時止血，卻無法解決結構問題。
未來健保改革，勢必要建立更具彈性的動態費率機制，並搭配分級醫療、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政策，才能在高齡化浪潮中維持制度永續。
四大退休年金 岌岌可危
除了健保財務危機外 ，在少子化與人口老化結構下，無論是勞保、公教退撫或軍人年金也面臨「繳的人變少、領的人變多，而且領得更久」。當平均壽命延長(2024年台灣人平均壽命為80.77歲，其中男性77.42歲、女性84.30歲)，退休後領取年金的年數拉長至20至30年，基金負擔自然快速加重，岌岌可危。
政府以撥補方式維持基金水位，短期雖能避免破產，長期卻加重財政壓力，並形成世代不公平。年金改革不能只停留在給付削減或撥補金額，而應從制度邏輯著手。逐步延後法定退休年齡、打造中高齡友善職場，是回應高齡化的必然選項。
只要健康條件許可，讓高齡者延後退休、持續參與勞動市場，不僅可增加勞動供給，也能延緩年金支出。同時，政府應透過稅制誘因，鼓勵企業年金與個人投資儲蓄帳戶（如TISA），讓退休保障多元化，降低對單一公共年金制度的依賴。
將負擔轉為動能 化解危機
國發會預估，台灣未來長期老化程度勢必再提升，因壽命延長，加上少子化影響，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之比率將提高至2070年的46.5%。有道是，「危機就是轉機」。
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不必然等同於國力衰退。關鍵在於政策是否能將高齡視為「人力資本」而非單純負擔。高齡者累積的經驗、技能與社會資本，若能透過彈性工時、部分工時與終身學習制度加以運用，反而有助於緩解勞動力短缺，促進世代合作。
吾人以為，政府除應協助中小企業導入自動化、AI與智慧製造，提高生產力以因應勞力不足，更須從制度面提升勞動供給，包括強化托育與職場友善措施以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延後退休年齡並落實中高齡就業促進，同時適度引進外籍專業與基層人力，才能在高齡化浪潮下維持經濟運作與社會韌性。
在面對21世紀全球出現的人口老齡化、延遲退休、養老金缺口和勞動力短缺等社會問題，林達．葛瑞騰(Lynda Gratton)、安德魯．史考特(Andrew J. Scott )所著的《100歲的人生戰略》提出「階段性人生」，由「學習、工作、退休」的三段模式向多段模式轉化，增加自己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以應對這些社會問題。即退休後應將時間投資「再創造」上，貢獻餘生。這種思維的改變也值得進入「超高齡社會」的台灣各界思考。
▼國發會預估，台灣未來長期老化程度勢必再提升，因壽命延長，加上少子化影響，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之比率將提高至2070年的46.5%。（圖／記者李毓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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