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馬英九總統在探視洪仲丘家屬時稱，身為三軍統帥的他，對這事管定了，但在家屬提出將案件交由地檢署偵辦時，馬總統卻以法無所據為回應，不僅讓家屬感到錯愕，關於法無所據一語，恐也有相當疑問。
在1956年所制訂的軍事審判法裡，由於將軍事審判權劃歸於統帥權的一部份，不僅檢、審不分，國防部竟成為最高的軍事審判機關，甚且起訴書與判決書，都須在公告前送司令為核准，而完全反應出一種上命下從的結構，卻無所謂獨立性可言。同時，在審理程序上，不僅對被告的保障極為欠缺，亦採取一審一覆判的速審速決之結構，致突顯出軍事審判完全忽視人權保障的一面。江國慶之所以遭冤死，與如此的審判結構，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而在1997年，江國慶遭槍決後不久，大法官做出釋字第436號解釋，即否定軍事審判權屬於統帥權之想法，且明確指出，軍事審判機關對軍人犯罪並無專屬審判之權限，仍應受最高法院所管轄。因此，立法院即在1999年，全面修正軍事審判法，除強化對被告的保障之外，亦將軍事審判改為三級三審的結構。而為了符合大法官的要求，在軍事審判法第108條第4項亦規定，當事人不服最高軍事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或高等軍事法院宣告死刑、無期徒刑之上訴判決者，亦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由，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只是如此的回歸修法並不徹底，因依軍事審判法第50條第3項，軍事檢察署及軍事法院仍歸屬於國防部之下，不僅審檢不分隸，軍事檢察官與軍法官是否能擺脫軍隊的服從關係，而來獨立行使職權，更會受到質疑。尤其以洪仲丘案來說，軍檢僅對戒護士一人以長官凌虐致死罪為聲押理由，而對其他人則以長官對部屬施以法定外懲罰等輕罪為聲押罪名。如此的作法，不啻將洪仲丘之死，全推給第一線的執行者，既忽視了此犯行的集體責任性，亦讓人對軍檢是在實現正義，還是掩飾真相，感到相當的懷疑。
既然，大法官已經明確指出，軍事審判機關對軍人犯罪並無專屬審判之權限，而仍應受最高法院所管轄，目前的軍事審判法第181條亦為如此之規定。依此而論，在檢察權的行使亦屬司法權之一環下，則軍事檢察官僅在組織上隸屬於國防部，而僅受其行政上的監督，但就刑事訴追而言，仍應受最高檢察署的指揮。因此，檢察總長基於檢察一體，並依法院組織法第64條，將洪仲丘案移轉給地檢署或協同軍檢為偵辦，不僅於法有據，於現實更可昭公信。
甚且隨著此案的發展，涉案的軍士官亦可能涉及其他案件，如貪瀆犯罪，則就此等非觸犯軍刑法之部分，並非屬軍事檢察官的訴追權限，而是為一般檢察官的執掌範圍。則基於犯罪偵查的一體性，也在避免多頭馬車，檢察總長實更有必要，依法院組織法第63條之1第3款，以有重大危害社會秩序為理由，將洪仲丘案指定由特偵組為調查，不僅符合各方的期待，軍方亦可免於官官相護的指責。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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