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因為凱道25萬人的怒吼，促使立法院火速修正《軍事審判法》，在第一階段，為因應洪仲丘案，乃將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46條及第76條第1項之罪，於修法條文生效後，立即移由普通法院管轄。於第二階段，則全面廢除軍事審判制度，因此部分涉及較廣，故設有五個月的過渡時間。只是在倉促修法下，是否能無縫接軌，肯定成為問題。
根據第一階段的修法條文，現役軍人犯凌虐部屬、不當管教、阻礙申訴、妨害性自主與殺人等罪，於新法施行後，立即適用《刑事訴訟法》，且原本依據《軍事審判法》第34條，犯罪事實一部屬軍刑法的案件、他部為普通刑法的案件，則全部歸由軍事法院審判之規定，也改由普通法院優先管轄。如此的修正，明顯是因洪仲丘案而來，只是回歸普通法院審理，其目的不僅在擺脫軍事審判是否能客觀且獨立行使職權的質疑，更在於對被告與被害人的程序保障，並達成公平審判的目的。也因此，若認為此次修法，即可期盼法院將所有被告羈押，甚或以重罪、重刑伺候，不僅與罪刑法定與無罪推定原則相違，更嚴重誤解了軍刑法案件回歸司法的真諦。
而在第二階段，既然全面廢除軍事審判，則於承平時期的軍事犯罪，即全面回歸普通法院系統的管轄，則於此時，各法院勢必得成立專門法庭以為應對。只是原本的軍事院檢體系，因歸屬於國防部之下，故關於三級軍事法院，往往會配合軍隊的部署與需要為設置，以方便偵查、起訴與審理。但在軍刑法案件回歸司法權後，若要保有此種便利性，則關於法院的軍事法庭，就得直接以現有的軍事法院為改造，只是如此的便宜行事，肯定得面臨換湯不換藥的質疑。
若為避免此等的質疑，勢必得在法院內重新設立軍事法庭，但由於部隊不可能平均分佈在各個地方法院的管轄範疇，因此，各法院每年處理軍刑法的案件必然有多有少，若在案件量並不多的法院亦設立專庭處理，是否符合訴訟經濟，就有探討之餘地。惟從洪仲丘遭不當管教致死的過程來看，現行對軍人的禁閉或悔過處分，僅由權責長官召集評議會為決定，不僅難有透明性，更嚴重違反《憲法》第8條，對人身自由的拘束須由法官決定之明文。
既然禁閉與悔過等的決定必須回歸《憲法》的法官保留原則，故若未來，一定得在法院下設立軍事專庭，即有必要將此違憲問題一併解決。依此而論，將來的軍事法庭，除審理軍刑法的案件外，關於禁閉與悔過等對人身自由限制的處分，亦應回歸由此等法庭為決定，既可防止軍事法庭的閒置，更可符合《憲法》的要求。
軍人雖負有保家衛國的重責大任，卻不代表其應在承平時期，接受有別於一般人的審判程序。所以，將軍事審判權回歸司法權，不過在回復其該有的基本權保障，並實現軍人只是穿著軍服的公民之《憲法》原則。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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