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濱崎步上海演唱會場館空無一人。(圖/翻攝自Instagram/@a.you)
●黃重諺/國安會諮詢委員
這兩天,濱崎步在上海的「無人演唱會」震撼了許多人,包括數不清的中國年輕人。而更讓人震撼的是,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場被取消的演出,而是一次當代最殘酷、也最清晰的「文明對照試驗」:一邊是堅持在空著一萬多個座位的會場,唱完最後一首歌的東洋女神,另一邊是粗暴而無預警沒收演出、事後還要強迫中國籍攝影師寫道歉信,「承認」無人演唱會是「假新聞」的北京當局。
這兩個極端的行為模式,像閻羅王家裡那面叫做「孽鏡台」的鏡子,照出了那自以為「大國崛起」背後的精神荒蕪,以及什麼才是真正讓人肅然起敬的文明高度。
濱崎步的選擇 為了「完形」而唱的職人
對於多數我們所知道的故事來說,當一位表演者耗費數月心血準備,卻在最後一刻被要求先做個不是出於自願的事情,例如把中國叫做「祖國」才可以上台,許多人的反應是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想著人民幣,然後心一橫,其他再說。
但濱崎步沒有。她選擇在沒有觀眾的場館裡,全套妝髮,燈光全開,唱完了整場演唱會。
心理學上,這是一種極高層次的「內控型人格」(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共產黨可以沒收我的觀眾,但無法沒收我的表演。我無法改變活動被取消的事實,但我可以決定「我要不要完成身為歌手的職責」。
於是濱崎步堅持完成她跟上海歌迷承諾的演唱會,這既是為了心理學上的「完形」(Gestalt),更是對專業的極致尊重:演出不是因為錢才存在,而是因為「我是歌手,所以我唱」。
這體現了日本文化中深刻的「職人精神」,就算台下空無一人,但那份堅持硬是要讓燈光師的設計、樂隊的演奏、讓舞群的完美協調,讓團隊所有努力一個神聖的意義。
於是,在演唱會結束後,她向著空氣一個深深鞠躬,既是向不得已無法來到現場的歌迷的致歉,更是對身邊工作人員的感謝。讓遺憾也昇華成一種美,而相應出破壞這一切的醜。
威權者的醜陋與傲慢 煤氣燈下的荒謬劇
鏡頭轉到另一邊,中國官方的反應則讓人不寒而慄。先是無理由的取消,展現了權力的任性;眼見著歌迷、輿論的反彈,官媒《澎湃新聞》在壓力下,竟然發新聞指控無人演唱會是「假消息」、「炒作」,希望所有人都忘記這一切,就像九三閱兵時,他們打算藉由威脅外媒,讓世界忘記習近平和普丁在天安門城樓上討論「換器官顧健康」這回事,這在心理學上被稱為「煤氣燈效應」(Gaslighting)。
當濱崎步的高格調應對讓醜陋的威權命令顯得醜陋時,北京官方產生了巨大的「認知失調」。為了消除這種不適,他們不是反思自己的決策,而是選擇「否定現實」。他們的潛台詞是:「我說沒有就沒有,連你們的感動都是假的。」
這暴露了一種巨嬰式的權力邏輯:他們不在乎事實,只在乎對敘事的絕對控制權。所以,你也不必意外,為什麼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認知操作的來源國。
指鹿為馬到連人民的脊梁都要折斷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還只是傲慢。但最新的消息指出,負責拍攝現場的中國工作人員,被迫寫下道歉信,承認自己「散佈不實訊息」,承認那個他們親眼見證、親手記錄的無人演唱會是「不存在的」。
這才是整個事件中最令人作嘔的環節:強迫一個專業人士指鹿為馬,承認自己看見的真實是虛幻的,這會造成深度的「道德傷害」(Moral Injury)。這種手段的目的,就是為了摧毀個體的自尊與認知體系,讓每個被統治的人在紅色權力面前感到徹底的無助與渺小。
紅色當局通過羞辱自己的國人,向社會傳達了一個恐懼訊號:真相不重要,服從才重要。這導致了社會的「原子化」——人們不再相信彼此,不再相信眼睛,只能依附於謊言生存。
▼濱崎步證實錄無人演唱會,卻有陸方工作人員自攬罪責。(圖/翻攝自微博)

民主VS威權 兩個不同文明的距離
這場風波,讓我們看清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格局」。
濱崎步代表的,是一種「向內求索」的文明。她用對自我的要求、對歌迷、夥伴的同理,在荒謬的現實中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這是讓人心悅誠服的文化高度。
至於那必須靠著「向外壓迫」的野蠻,靠著抹殺事實、羞辱個體來維護面子,結果卻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體制的脆弱與精神的貧瘠。5000年文明最後被薛劍的粗暴和官媒社群的猥瑣低下,推回了周口店的山洞裡。
就像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為劉曉波留著的那張空椅子,讓劉曉波卻永遠留在這個世界上,這場沒有觀眾的演唱會,反倒將會讓更多的中國人都聽到那美好的聲音在心中迴盪。
▼紅色當局通過羞辱自己的國人,向社會傳達了一個恐懼訊號:真相不重要,服從才重要。(圖/取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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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那必須靠著「向外壓迫」的野蠻,靠著抹殺事實、羞辱個體來維護面子,結果卻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體制的脆弱與精神的貧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