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總統挾行政、司法兩權閹割國會立法權，不只踐踏權力分立，更徹底埋葬民主、法治與民意。在賴清德扭曲下，國會三讀通過的法律，行政院可以選擇性執行；憲法法庭甚至可以違法開庭將其作廢。（圖／記者林敬旻攝）
●陳國祥／前《中國時報》總編輯、前《中時晚報》社長
台灣這場危機不是一夕之間降臨，而是一連串精心鋪陳、步步進逼的權力操作所累積而成。它的起點，正是以「新兩國論」取代《中華民國憲法》的一中精神；其後，行政院長卓榮泰以「不副署、不公布、不執行」為政治武器，一票否決國會多數依法通過的法律，等同砍斷五權憲法中至關重要的立法權支柱；緊接著，政治化的大法官違法開庭、動私刑對付國會，替賴清德與卓榮泰的憲政鬧劇「圍事」。
行政權與司法權聯手出拳 正是台灣當前最危險的憲政危機
賴清德總統挾行政、司法兩權閹割國會立法權，不只踐踏權力分立，更徹底埋葬民主、法治與民意。在賴清德扭曲下，國會三讀通過的法律，行政院可以選擇性執行；憲法法庭甚至可以違法開庭將其作廢。
不合意的法律，就不讓它生效；生效了，也不予執行；無力阻擋的，就交給憲法法庭撕毀，不然就自己動手改規則。這是對憲政秩序的恐怖攻擊。
當一個政府可以公然對立法院依法三讀通過的法律宣稱「不副署、不公布、不執行」，而司法院憲法法庭又在明顯不足法定出席人數的情況下，強行作出憲法判決，宣告立法機關通過的《憲法訴訟法》違憲失效，事情早已不是單純的政策歧見，而是制度性毀憲工程。
行政權與司法權聯手出拳，直擊立法權核心，卻披著「捍衛憲政」「民主韌性」的外衣，這正是台灣當前最危險、也最被低估的憲政危機。
問題的根源來自民進黨在2024年國會選舉失去多數後，拒絕接受代議民主的結果。少數執政本應回到協商、讓步與溝通的政治藝術；然而賴清德政府選擇的，卻是繞過國會、架空國會。
從《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到公教年金等一系列依法完成立法程序、卻不合執政黨心意的法律，行政院與總統府不遵循覆議等憲法明定的救濟途徑，而是採取一套前所未見的「消極抵制模式」：不副署、不公布、不執行。這不是技術性延宕，而是行政權對立法權的實質否決。
依憲法與增修條文，法律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總統的角色是程序性公布者，不是實質審查者；行政院長若認為窒礙難行，唯一路徑是覆議，覆議遭否決則應即接受並執行。
這套設計的核心目的，正是防止行政權翻桌。然而賴政府卻把「副署」扭曲為否決權，等同在憲法旁私加但書，讓行政權可以選擇性服從法律。這不只是違憲，而是否定法治國的根本。
▼行政院長卓榮泰以「不副署、不公布、不執行」為政治武器，一票否決國會多數依法通過的法律，等同砍斷五權憲法中至關重要的立法權支柱。（圖／記者林敬旻攝）
司法權的配合令人不寒而慄 民主往往死於「合法外衣的違憲侵蝕」
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司法權的配合。在僅有八位大法官的情況下，修正後的《憲法訴訟法》明定，憲法法庭開庭評議須至少十人參與；然而五位大法官卻未達任何門檻即自行開庭、評議、判決，宣告法律違憲。其判決理由甚至自行「扣除」未參與的大法官，宣稱不計入現有總額，五人即可構成合法評議。這不是解釋法律，而是自我授權、自我立法、自我擴權。
三位未出席的大法官立即提出不同意見，直指該判決形式上一望即知顯然無效。其中拒絕配合者仍能堅守程序正義，反襯出五位逕行裁判者的政治化。憲法法庭從「憲政守門人」，瞬間墮落為「違憲製造機」。
放眼國際，修法提高門檻的國家，無不等待人數補齊再行裁判；唯獨台灣，竟由少數大法官否定立法機關對其權力的程序性規範，並宣稱自己不受任何法律拘束。一旦此邏輯成立，大法官即凌駕於法律之上，成為不受節制的權力中心。
行政與司法的同步失控，並非巧合，而是政治算計下的合流：一邊由行政院拒絕執行，一邊由憲法法庭「清場式」宣告違憲，對國會立法形成雙重封殺。這正是「兩拳毆打一權」的現場寫照。
真正的民主防衛，從來不是權力的任性擴張，而是對多數決、程序正義與權力制衡的敬畏。當執政者把國會監督視為敵對、把反對聲音一律抹紅，民主就已滑向民粹化的類威權。
歷史反覆證明，民主不一定死於坦克，而往往死於「合法外衣下的違憲侵蝕」。當社會對此麻木，憲法就會退化為權力者隨意操弄的工具。
唯一的防線仍是民意與選舉，這不是為了政黨勝負，而是為了憲政存亡。當兩拳聯手痛毆立法權，沉默本身就是縱容。唯有粉碎這場憲政「恐攻」，讓違憲者無法得逞，台灣才可能走回憲政正軌，而不至於在權力任性的滑坡上，墜入制度崩壞的深淵。
▼真正的民主防衛，從來不是權力的任性擴張，而是對多數決、程序正義與權力制衡的敬畏。當執政者把國會監督視為敵對、把反對聲音一律抹紅，民主就已滑向民粹化的類威權。（圖／ETtoday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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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行政與司法的同步失控，並非巧合，而是政治算計下的合流：一邊由行政院拒絕執行，一邊由憲法法庭「清場式」宣告違憲，對國會立法形成雙重封殺。這正是「兩拳毆打一權」的現場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