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瘦針」的新政治經濟學　是否準備好面對揭露的制度選擇

我們想讓你知道…GLP-1 時代揭示的，是一個深刻的文明弔詭：當健康被成功地商品化，同時也被階級化。一方面，這些藥物確實可能降低疾病負擔、提升生活品質；但另一方面，也將「正常」重新定義為一種需要付費維持的狀態。

▲。（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GLP-1類藥物，從丹麥的Ozempic (2017)、Wegovy (2021) 到美國的 Mounjaro (2022)、Zepbound (2023)，正在悄然改寫二十一世紀政治經濟學最核心、卻長期被忽略的一個問題：慾望，是否仍然屬於人類自身。（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江岷欽／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權力最有效的形式，不是壓迫，而是讓人自願配合。(The most effective form of power is not repression, but consent.)—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有些革命，不動員群眾，不高舉口號，不佔領街頭，也不需要鎂光燈的見證。它們安靜、精準，甚至不自稱為革命，卻在日常中改寫文明秩序。其中一場，竟然只需要一支針劑——GLP-1，俗稱「瘦瘦針」。

GLP-1，全名為 Glucagon-like peptide-1，中文是「胰高血糖素樣肽-1」，原本只是人體腸道自然分泌的一種激素，能刺激胰島素分泌、抑制升糖素，協助穩定血糖；但同時也能延緩胃排空、延長飽足感。正是這項原本被視為「副作用」的生理機制，意外成為「藥物減重」的關鍵工具，也推動了一場不動聲色、卻深刻改寫社會結構的文明革命。

近年來，GLP-1類藥物，從丹麥的Ozempic (2017)、Wegovy (2021) 到美國的 Mounjaro (2022)、Zepbound (2023)，正在悄然改寫二十一世紀政治經濟學最核心、卻長期被忽略的一個問題：慾望，是否仍然屬於人類自身？

表面上，這是一場關於減重、代謝與醫療創新的故事；但在更深層，其實是一場關於治理方式的轉向、階級邊界的重畫，以及新型健康資本主義成形的制度革命。這不是流行文化現象，也不只是醫學突破，而是一種正在浮現的新政治經濟學典範。

從節制倫理到分子治理　慾望如何被接管

現代資本主義從來不只是生產商品的制度，更擅長生產渴望。高糖、高油、即時滿足、情緒補償——這些並非偶然的飲食選擇，而是一整套精密設計、被產業高度放大的「多巴胺經濟」。飢餓不只是生理狀態，而是被市場不斷喚醒、延長與操縱的心理訊號。GLP-1 類藥物真正顛覆的，並不是卡路里，而是這條慾望管線本身。

當飽足感被延長，當所謂的「食物噪音」(food noise) 消失，人們便不再被慾望追逐。這並不是新教倫理式的自律回歸，而是一次更徹底的轉向：慾望不再靠道德壓抑，而是透過化學藥物治理。

事實上，消費並未終止，只是重新配置。人們吃得更少，卻未必花得更少；支出轉向高蛋白食品、功能性營養、健身訓練、穿戴設備、外貌管理與「可以走得更久」的旅行體驗。

這不是資本主義的退場，而是升級。它不再販售放縱，而是販售控制；不再鼓勵衝動，而是將衝動改裝成投資。在這個新架構中，健康不再只是狀態，而是一種可配置、可累積、可升值的資本。

「不餓」成為特權　新階級如何被劃出

在這場轉向中，最殘酷的現實只有一句話：「不餓」，正在成為一種可購買的社會地位。在美國，已有超過十分之一成年人使用 GLP-1 類藥物；但同時，成本仍是最難跨越的門檻。藥效越顯著，所劃出的階級邊界就越清楚。過去，不平等體現在「誰吃得起」；現在，差距開始體現在「誰負擔得起少吃」。

這不是意志力的問題，而是制度後果。當慾望被藥物外包，自律不再是人格特質，而是財務能力的副產品。健康於是從公共價值，轉化為一種可支付的心理狀態。

更危險的，是汙名化構面的轉向。在一個擁有技術解方的社會裡，「未能變瘦」逐漸被視為為一種個人失職——不是道德失敗，而是沒有使用工具的財力與生活方式的錯誤選擇。

於是，身體成為新的社會履歷：腰圍、BMI、代謝數據，開始默默取代教育、出身與口音，成為階級辨識的低噪音指標。

當消費社會失去慾望燃料

這場變化的震盪，遠超個人生活。對食品與飲料產業而言，這不是單一品類的衰退，而是需求曲線的結構性扭曲。高頻率、低單價、情緒型消費逐漸失效；低頻率、高單價、功能型商品則更具吸引力。零食、含糖飲料與酒精承受壓力；蛋白質、補充品、健康管理與「延壽敘事」成為新熱區。大型食品集團開始改寫語言，從「好吃」轉向「有用」，從快樂敘事轉向功能敘事。

其中，更深層的震盪來自保險與公共財政。如果肥胖相關疾病下降，長期醫療支出與勞動市場確實可能受益；但短期內，高藥價是否轉化為保費上升、或政府財政壓力，立即成為政治問題。

這正是為何國際公共衛生體系一方面承認 GLP-1 在肥胖治療中的角色，另一方面卻反覆警告：若藥品的取得仍受制於價格，醫療進步反而會擴大不平等。

台灣的灰色地帶　全民健保下的新自費健康階級

若將視角轉回台灣，這種矛盾將顯得更加尖銳。台灣實施全民健保，社會對醫療平等有高度道德期待；但一旦涉及「減重」，這個介於疾病、生活型態與審美之間的灰色地帶，制度邊界立刻變得模糊。一端是代謝症候群、糖尿病與慢性病防治；另一端則是醫美化、名人化、社群化的身體競賽。

於是，一個新的「自費健康階級」悄然形成。能負擔長期用藥、營養師、教練、檢測與管理方案的人，開始把健康視為一項可累積的資產；而更多人仍生活在高糖飲料、外食高鈉、工時冗長的結構中，只能以意志力對抗環境。

在華人社會特有的身體審美壓力與嘲諷文化下，藥物一旦被神話為「效率解方」，公共衛生語言極易被娛樂敘事吞噬。健康不再是公共承諾，而是被默許為一種市場化的分級。

新健康資本主義的弔詭

GLP-1 時代揭示的，是一個深刻的文明弔詭：當健康被成功地商品化，同時也被階級化。一方面，這些藥物確實可能降低疾病負擔、提升生活品質；但另一方面，也將「正常」重新定義為一種需要付費維持的狀態。

歷史一再提醒我們：每一次科技進步，若缺乏制度調節，總是先服務於最有能力負擔得起的人。從教育、能源到數位工具都是；健康，當然不是例外。

治理慾望　而不是以價制量

事實上，瘦瘦針不是問題本身；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準備好面對它所揭露的制度選擇。如果 GLP-1 只是另一種個人優化的工具，它將加速身體的階級化；但若能被納入公共衛生與保險制度的長期設計，或許才能轉化為集體福祉。

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注射瘦瘦針」，而在於我們如何做出制度化的選擇：在一個可以「藥物化慾望」的時代，健康究竟會被推向炫耀性消費的巔峰，還是被重新錨定為一項必須共同承擔的公共責任？

誠如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所言：「當科技進步時，『正常』往往是第一個重新定義的概念」(When technology advances, ‘normal’ is the first thing to be redefined.) 。確實，有些革命很安靜，但它們決定的，往往是下一個世代如何理解「正常」。而這一次，答案不會只寫在醫學期刊裡。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注射瘦瘦針」，而在於我們如何做出制度化的選擇：在一個可以「藥物化慾望」的時代，健康究竟會被推向炫耀性消費的巔峰，還是被重新錨定為一項必須共同承擔的公共責任。（圖／達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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