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鼎／如此世界觀，如何新南向?

▲新政府喊出的新南向政策口號中，包括進軍的「越南市場」。圖為越南胡志明市郵政總局。（圖／記者陳姿吟攝）

文／黃宗鼎

最近因光復中學學生穿著納粹軍裝遊行一事，包含台灣的世界觀以及台灣的歷史教育問題，再度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單純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我對於台灣社會在省思歐戰時所展現的豐沛能量，不由得感到驕傲，對於國人論辯納粹德國的力度，更是感到驚豔，不過，一旦回歸到東南亞歷史學者的位子，上述現象卻又令我無限感慨。

就我的理解，絕大多數批判「納粹崇拜」的言論，若不是基於反戰爭、反歧視的人道情懷，或基於消化大量好萊塢二戰猶太電影之餘，而產生的「德國愧疚」（註1），便是出自一種「唯恐與西方文明脫隊」的心緒。

此種心緒大抵反映出百年以來，台灣社會為追求進步、揚棄落後的急迫感。在此種心緒作用下，當代台灣社會對於遙遙歐美歷史文化關切之程度，始終遠高於亞洲近鄰；同樣在此種心緒的作用之下，台灣社會對於亞洲諸鄰所投注的目光，其程度也是大不相同的。於是乎，同樣是超級天災，台灣社會對於菲律賓「海燕風災」的關切程度，便遠遠不及日本的「311強震」。

台灣社會開始關注於東南亞，主要還是因先進國家將東南亞視為新興市場的關係，儘管盯著這個潛力市場，卻仍對東南亞懷抱著高度的「落後性想像」。

在台灣社會並未對東南亞主動發生興趣的情況下，我們自東南亞獲得的資訊不僅有限，而且多半是「二手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台灣幾乎就是透過其他外國人（包含外國通訊社、外媒及外國學者）的眼睛，來認識東南亞。如此，我們所看到的東南亞，便可能小如荷蘭人在殖民印尼時期所見，是從交易樓座、碉堡之中，抑或甲板之上所看到的東南亞。

在東南亞歷史的詮釋權，被歐洲殖民者及其門徒主導之前，書寫東南亞歷史的主流文字，曾經就是中文。在晚近西方學者爭論吳哥窟究竟是神廟，還是12世紀柬埔寨帝王蘇利耶跋摩二世皇陵之時，元朝使節周達觀關於真臘（柬埔寨古名）風土民情的報告《真臘風土記》，早已經使用「魯班墓」這個獨到的中文詮釋，來陳明吳哥窟原是皇陵的事實。此外，我們對於中世紀以前印尼古國「室利佛逝」等南洋諸國的了解，同樣有賴於《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一書的說法，該書作者，是曾在「佛逝國」補習梵文托福6個月的唐代高僧義淨。

▲中國自東漢以來勢力已向柬埔寨伸展，三國時的《扶南異物志》、《扶南記》等即有此處之最早記載，可惜已失散。（圖／盈達旅遊）

其實台灣的東南亞史學研究，一度奠基於日治時期。1928年，即日本建立「台北帝國大學」（台大前身）的同一年底，便在該校設置了東南亞史（南洋史）學程，這項舉措不僅為全台首例，甚至以整個日本帝國大學系統（包含首爾大學前身的京城帝國大學）而言，都是創舉。無論是在台北帝大發展東南亞史學研究，還是藉由種植大王椰子樹來複製南洋風情（如台大的椰林大道），一定程度都是為了將台灣打造為日本南侵東南亞的前進基地。

在持續強化東南亞歷史研究的同時，日本的南進基礎也不斷得到厚植。日本於1939年3月31日宣告兼併「新南群島」，進而將其收納於台灣高雄州治下，而這個「新南群島」，即是1946年以後為中華民國納版的南沙群島。此外，日治時期台灣的東南亞住民也在這時出現。一支系屬於越南末代王朝——阮朝開國君嘉隆皇帝後裔的越南皇族（畿外侯彊柢）與所部，寓居於台北州的幸町（今天台北市濟南路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