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台監獄超收嚴重，管理員卻人數不足，實際現場管理員與收容人比例最高曾達1：140。（圖／記者徐文彬攝）
文／周宇修
今年法界最熱門的話題，就是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的召開。或許在一般人眼中，這個會議的重要性不過爾爾，但當中討論的很多議題，其實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根基。
筆者曾與外國朋友聊天，聽到他們考慮投資環境時，會將該國的司法制度做為重要評比。因為該公司曾在某亞洲國家獲得勝訴判決要請求執行判決內容時，竟被該國法院執行單位要求抽取20％的「服務費」。這種情形在台灣當然難以想像。不過，我們仍需改善某些一直被社會拒絕面對的問題。
整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分為5組，其中第五組的主題是「維護社會安全的司法」。在這個既大又抽象的主題之下，又分出了4個子題，包括：獄政改革、毒品政策、犯罪打擊與預防管理。從筆者的角度來看，這4件事當然有關聯存在，誠如周星馳在電影《武狀元蘇乞兒》中的一句經典名言：「我丐幫有多少人不是我決定的，是你（指皇帝）決定的！」
有效的預防犯罪、降低犯罪人口數，當然能解決現實生活中監所人滿為患的困境。然而，現實問題在於，我們把犯罪者全都丟到監所後，究竟會對社會帶來什麼改變？
政府歷年來對於監所的政策，強調戒護第一、矯正優先。戒護，指的是對收容人的各項管理措施。例如作息、安全、內部秩序等；而矯正，則是令收容人在離開監所後，能夠改過向善，重新回歸社會的輔導機制。此二機制，當然缺一不可。不過，第五組委員之一、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周愫嫻，在書面意見中則指出，以政府目前所投入的資源，對於矯治犯罪或減少再犯的部分著墨不深，僅強調「如何讓收容人與社會隔離」而已。
▲除了受刑人的犯罪矯治，如何使其習得出獄後的生活技能，亦是政府應加強的重點。（圖／記者徐文彬攝）
事實上除了被執行死刑的受刑人外，絕大多數收容人都有走出監所的一天，因而有回歸社會的必要。但現實可能是：回歸社會，真的很難！根據法務部的統計資料指出，104年新入監受刑人中，就其前科情形區分，屬有前科者計2萬6,260人占全部的77.5％。此外，被宣告刑期為一年未滿及拘役、罰金易服勞役者2萬7,503人，占全體81.2％。這些數據其實顯示了幾件事：會來的都是老朋友，而朋友們又很多不是重罪。
再往下推，可以看到什麼呢？首先便是監所矯正、教化功能確實需要再提升。從監所的基本環境來說，第五組中正大學法律系教授盧映潔及更生團契志工劉北元，也於書面資料中指出舍房的居住環境需要再提升，包括空間、照明、飲水等，都存在著很大的問題；此外，收容人的就醫，在現實上也有極大的困難。而監所的教誨師，平均每人要教誨約300名收容人，要真能產生正向效果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缺乏的人力或許可以靠志工彌補，但就現狀而言，目前的志工多半是靠宗教團體支援，雖如此還始可以讓收容人在心靈上找到寄託，不過相對的，其他教誨師的工作（尤其對於是否假釋的審查），確並非志工所能取代的。
其次，台灣一直以來強調刑罰的可怕，將各種行為全都入罪，如此除了把很多本質與刑事犯罪無關者皆「刑罰化」，也讓司法資源分配產生問題、權責機關逃避應盡的義務，尤其大量的人湧入監所，導致管理的巨大困難。
就此而言，第五組所稱的「維護社會安全的司法」，或許應該先想想：哪些社會安全有動用司法維護的必要與實益，且是其他行政機關所做不到的？如果不先釐清這些事，動輒把人丟入監獄，恐怕也只是暫時性的逃避問題而已。
▲獄中的醫療資原缺乏，也是急需解決的課題。（圖／記者謝孟儒攝）
當然，有人一定會問：如果收容人在監所裡有優良的軟硬體設施，那很多連基本生活都成問題的人情何以堪？這難道不會造成大家用不理性的方式，「爭先恐後」去吃牢飯嗎？就此，筆者不能否認監所作為「處罰」的重要性，也承認做錯事就是要付出代價。但反過來說，如果一個對社會損害極小的行為，就要人去「坐迦」（台語），這件事情本身就有問題；相對的，如果是重罪才會讓人坐牢，若還是有人想冒風險犯重罪進監獄，那麼真正生病的，可能就是這個無法讓人有基本生存可能性的社會。
回到現實部分，目前國家的獄政管理費用的確相當有限，以這樣的預算做到目前的成果，坦白說已經不可思議。只是在這種有限資源極大化的狀況下，也造成了監所管理者極大的身心負擔：超時工作、身兼多職還要戒護人犯，其實也把人耗損殆盡。如果國家不願意在此多點投資，現狀問題可能還是無法獲得有效改善。
短短一篇文章無法談盡所有監所問題，本文也只能拋磚引玉。但願大家能有機會多花一點心思，在這個幾乎沒有人想直視的領域，留些時間一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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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修，執業律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網成員。關注人權議題，參與台灣及國際公益NGO成員之人權策略擬定與推廣。以上言論不代表公司立場。88 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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