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弋丰/玻璃心們與鴉片戰爭

▲虎門銷煙,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圖/視覺中國CFP/示意圖)

2017年5月21日,馬里蘭大學學院市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的畢業典禮上,中國女留學生楊舒平發表畢業演講時,暢言呼吸美國的空氣有種奇妙的奢侈感,再以真實的空氣隱喻自由,並將批判性思維、多元文化比喻為新鮮空氣。這個演講博得校方肯定,卻造成中國一片震撼。無數中國人痛批楊舒平「詆毀祖國」、「辱華」、「賣國求榮」、「漢奸」,逼得楊舒平不得不公開道歉。反觀台、港輿論以及許多支持楊舒平的言論者,則稱這是「玻璃心碎了一地」。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玻璃心」也不是一天造成的,這恐怕是由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歷史所累積的。要是回到清朝,楊女連演講詞都不用說,甚至不用到美國去念書,因為動輒都會是「潰夷夏之防」、「以夷變夏」的「漢奸」。

事實上大清帝國積極了解西方歷史文化的第一人,首推林則徐,可今天課本裡卻只說他是「反毒英雄」。其實根本不是!因為他曾上奏皇帝建議種植鴉片,好阻止「銀漏」造成的通貨緊縮,所以提議鴉片自種自銷,把銀子留在中國經濟市場內流動就好。但道光皇帝不接受這個建議,林則徐只好奉命去禁外國鴉片。

為了跟外國人打交道,林則徐命人翻譯瑞士法學家瓦特爾(Emmerich De Vattel)的國際法相關著作為《各國律例》,也是清末研究國際法之始;他還命人翻譯英國作者休‧慕瑞(Hugh 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雖後來未能完成,但林則徐將資料轉交給好友魏源後,魏源才將之編成《海國圖志》。

了解國際法與國際情勢,無非就是打好外交的基本功,但在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看來卻是大逆不道。林則徐光是請翻譯進府衙工作就引起軒然大波,因為這些去學外語的人,當時被社會視為甘為外國人賣命的「漢奸」,然而他們竟能進入府衙與欽差大人見面,可以想見輿論有多麼的不滿。

可笑的是林則徐根本不是西化改革派。怎說呢?時間跳到1850年,一位英國傳教士與一位英國醫師想在福州城神光寺租屋居住,當時正在福州老家養病的林則徐聞訊大怒,非把這兩個「英夷」攆走不可,於是便串連福建士紳發起抗議。可當時的福建巡撫徐繼畬不願使用強硬手段,結果林則徐發動官員接連彈劾徐繼畬。這種表現與其說是西化,還比較像是義和團的手法。其實徐繼畬也不是西化改革派。在神光寺事件中,徐繼畬雖不願使用強硬手段而與林則徐發生衝突,但他並非真心接納兩名英國人,只是不願挑起事端。所以他用間接手段軟性逼迫,像是禁止工匠為英國人修理房屋,最後逼得英國人不得不搬走。

爾後,林則徐引起鴉片戰爭,戰後造成五口通商,其中光福建省就有廈門與福州兩口,也因此徐繼畬不得不結識洋人,並透過這些關係詢問各國國情,將之編撰為《瀛寰志略》。而康有為正是看了這本書,才「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梁啟超也因為在上海買了這本書以後,才知道原來世界有五大洲。

▲一直被後世當成反毒英雄的林則徐(右),卻曾皇帝建議鴉片該自種自銷以挽救中國當時經濟。(圖/視覺中國CFP)

《海國圖志》與《瀛寰志略》後來傳到日本,影響了思想家佐久間象山與吉田松陰,而日後師承吉田松陰的維新志士們,更拋棄了最初的「攘夷」走向全面開國,這才促成了明治維新。值得一提的,就是《海國圖志》甚至成為「御用之書」。

但中國可就慘了,無數的衛道人士認為,《海國圖志》與《瀛寰志略》書中所寫的各國優點,都是「張外夷之氣燄」、「輕信夷書」。翻譯個幾本書都罪該萬死了,更何況開設學校。1866年,奕訢上奏皇帝,欲擴大培育外文人才「同文館」的教學範圍;1867年,他又建議可任命因神光寺事件下台的徐繼畬為「同文館」事務大臣,此舉立即遭全國民眾痛罵他是「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雖然慈禧力挺奕訢,但在整個社會的反對壓力下,最後「同文館」只有98個人前來報考,其中又有26人缺考。

由此可見,要是楊舒平生在「同文館」創設的年代,別說「詆毀祖國」,光是跟外國人求學就已經是「辱華」、「賣國求榮」到無法想像的「漢奸」。好在後來滿清政府沒有一直瘋狂排外,反而送了很多留學生到各國求學。而今,相信那些批評楊舒平的人,也不會認為翻譯外國書就是「張外夷之氣燄」、「輕信夷書」,或是大罵楊舒平去美國念書就是「師敵忘仇」。只是就算標準放寬了,但這動不動就碎了一地的「玻璃心」倒是一脈相傳。

派留學生到海外,為的就是改善自己的缺點,學習外國的優點。柏楊在1981年8月於舊金山史丹佛大學歷史系演講時,曾說過這樣的故事:美國有家公司派員赴歐洲考察,幾個月後回來的報告上卻說,歐洲無論在技術、管理方面都比不上美國。沒想到董事會立刻開除他。董事長對此表示,考察的目的是要發掘歐洲的長處、了解自己的缺點,然後才能改進,「我們不聽自我歌頌的聲音,這種聲音聽多了會使我們麻木陶醉,會使我們的產品品質降低,會使我們的公司倒閉。」

反觀楊舒平完全做到留學該學的事情,怎麼最後還是挨罵呢?關於這點,柏楊於1984年9月時,就曾在美國愛荷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owa)的演講時這麼說:「為什麼講了幾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

▲楊舒平一句「美國的空氣好」,招致自己同胞的反感和抨擊。(圖/翻攝自YouTube/Trevor Rez)

「中國人不習慣認錯,反而有一萬個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雖然不認錯,但錯誤還是存在,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因為中國人不斷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斷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導致中國人的心靈完全封閉、無法開闊......假如只有幾個人如此,還沒有關係;假使全民族或大多數,或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就會形成民族的危機。」

柏楊現在常被稱之為「台灣作家」,但他是因為國共戰爭而來到台灣,且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柏楊來台後於1950年曾因「收聽匪區廣播」遭判刑6個月;1968年又因翻譯《大力水手》漫畫,遭國民黨情治單位認定為暗諷蔣中正父子,於是以「共產黨間諜」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罪名逮捕,判刑12年,最後囚禁9年又26天。他常在牢裡沉思:到底為什麼會坐牢?直到後來在美國愛荷華遇到其他中國作者,他們才告訴他,要是在共產的中國他更活不下去:「你這脾氣到不了『紅衛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

的確,連楊舒平的演講都聽不下去的「玻璃心」們,要是聽到1981年8月柏楊在美國紐約孔子大廈演講時的內容,恐怕會氣到心臟病發。柏楊當時的講題是「中國人與醬缸」,他不只讚揚西方文明,還提出「鴉片戰爭有益論」:「事實上,我們應該感謝鴉片戰爭,如果沒有鴉片戰爭,現在會是一種什麼情況?至少在座的各位,說不定頭上還留著一根辮子、女人還纏著小腳、大家還穿著長袍馬褂,陸上坐兩人小轎、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鴉片戰爭提早到300年前發生,也許中國會改變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發生的話,整個歷史就會完全不一樣。所以我認為這個『國恥紀念』,實際上是對我們醬缸文化的強大衝擊,沒有這一次的衝擊,中國人還一直深深的醬在醬缸底層,最後可能將窒息而死。

鴉片戰爭是一個外來文化橫的切入。西方現代化的文明對古老的中國來說,應該是愈早切入愈好。這個大的衝擊,無疑是對歷史和文化的嚴厲挑戰,它為我們帶來了新的物質文明,也為我們帶來了新的精神文明。

柏老在天之靈,恐怕要慶幸當年沒有網路也沒有直播,不然,天曉得他會被批評成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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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弋丰,台大醫學系畢業,現任科技新報數位內容行銷總監。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88 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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