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奎博／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外交系副教授。
最近因為外交部駐大阪辦事處蘇前處長於任內輕生的不幸情事，導致各方熱議我國駐外官員的甘苦。這些議論不脫所謂「台灣鯛」（台灣刁民）、媒體和社群網路、相關政治人物等範圍。這些都屬於來自台灣內部的影響源。
換言之，我國駐外官員要應付來自台灣內部的種種壓力，除非他們在國內有極佳的政治背景，去留都由政府高層或有力人士決定，但有背景或辦法的駐外官員是少之又少。
再加上現在是個「大社會、小政府」的時代，公務員在面對國內各界時動輒得咎，所以包括許多擔任駐外館處的高階主管在內，對於來自國內或僑界的人士及意見反應都甚為重視，甚至受限於此。
國人急難救助「予取予求」導致駐外官員協助旅外國人時「中箭落馬」。
駐外官員的任務之一就是協助旅外國人，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中國古代「父母官」的想法，還是因為從威權轉型至民主時代「人民優先」概念的誤用，導致少數國人及民意代表對駐外官員有「予取予求」的心態。
國人急難救助常常是導致駐外官員在協助旅外國人時「中箭落馬」的主因之一。處理這些急難救助業務可能是有功無論、有過必罰。有功時可能會被記功嘉獎，但這對於升官或發財幾無影響；有過時，小則記過申誡，大則調職返國，對於官員的年終考績以及在同儕和公眾間的形象都有損傷。
曾有國人在外租車自駕遊違規停車，被開罰單後打急難救助專線要求駐外官員幫他「銷單」；也有國人在國外的紅燈區飲酒作樂後，埋單時覺得被敲竹槓，就打急難救助專線要駐外官員出面處理；還有國人旅外時不管當下時間，電話拿起來就打給值班的駐外官員，詢問當地觀光景點或申辦他國簽證的資訊。
外交部在邦交接連失利，國內政治地位弱化之後，若干民代與若干部會的官員公務出國時，有些也很自然的把駐外官員當成當地接待人員來使喚或要求，甚至有些公家或民間單位的出國考察，還會去函我國在當地的駐外機構，要求提供接送機等服務，把駐外館處當成了海外旅行社。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錯誤組織文化、人民輿論撻伐，前線官員最倒楣。
最怕的是，駐外官員面對前述狀況時，如果堅持有為有守，有時還得不到上層長官（們）的力挺，因為有些沒有肩膀的長官（們）傾向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盡量與人為善，甚至以告誡或懲罰自己人當成向外界交待的辦法。最後，倒楣的還是最前線的官員。
有人說官場本來就是這樣，出事了就下層扛責任，不會讓長官扛。這是錯誤的組織文化。尤其是駐外官員不比國內官員，前者代表國家身處國外，所能運用的人力及資源都相對有限，在執行公務時面對更多的未知與困難，如果連各級長官（們）不能在前線官員沒犯錯的時候力挺，試問誰還有從事涉外公務、為民服務的熱情。也難怪有些涉外事務官員對此感到心寒。
此時如果再加上不明究理的輿論排山倒海而來，政治人物因為爭取曝光或黨同伐異而「見縫插針」，認真負責的駐外官員真的會覺得「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而如果在某些牽涉到旅外國人案件上，確有駐外官員應對慢半拍或不得體，受到部內長官、國內政治人物或輿論的修理，此時的「寒蟬效應」會讓其他的駐外官員更不容易抓準處理公務的分際。
有人苦笑說，「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在前述那些案例上看得最明顯。所言似乎不差。
駐外官員勢單力薄：處理國人及公務機關事務外，更要與當地打好關係。
順道提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駐外官員不僅處理國人及其他公務機關的事務，可能同等或相對重要的是與駐地的外國官員、民意代表和其他各階層人士打好關係。尤其在我國官式外交極為不順的時候，這些工作就變成了駐外工作「窮則變、變則通」的必要嘗試。
我國駐外官員在國外常常勢單力薄，多數的工作都在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下進行。若沒有前述「窮則變、變則通」的本領，很多工作根本做不出來。
例如2011年在北非、中東開展的「阿拉伯之春」，埃及逐漸受到示威抗議的影響，在我駐約旦代表處（兼理埃及業務）的積極聯繫、協調之下，承租了約旦航空包機，將願意離開的我國滯留在埃及的5百多名觀光客和學生載到德國法蘭克福，再轉搭華航或其他航班前往其他地方。埃及、約旦、德國，這三處沒有一個是跟中華民國有邦交的，但駐外官員克服重重困難，迅速完成任務。說來簡單，做起來可不簡單。
總之，如果大家都希望中華民國的外交能夠更好，應該不要盲目團結在不當政策下，同時應該減少讓各種內部壓力成為外交官員負擔的可能性，給專業外交官員多一些理解、尊重和鼓勵，讓他們可以花更多的心力對外，以在外交困境中為國人爭取更友善的國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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