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長與部長的部屋／一對來自澳門與台灣的跨國同性伴侶。
最近我們與惡的距離應該是最多人討論的主題，我沒有要討論對與錯或是劇情的意思，只想就我這幾年與精神病患0距離的經驗，以及這些故事帶給我的啟示。
我還記得9年前第一天當見習心理師的震撼教育，督導第一天就帶了我們去急性病房，病患剛轉出的空病房內一片狼藉，異物滿地都是，整個病房充滿惡臭，而我們的任務就是走進去再走出來，督導之後問：「你們誰打算一直當心理師的請舉手。」我堅定地舉起了手，跟他說：「我！」
9年後的今天，我已經不是心理師，但在澳門當心理師的幾年間，我明白到那天的震撼教育，當天我只需要走進去再走出來，但對於精神病患的家屬，那是他們每天必須面對的事，甚至是生活的全部。
精神病患危險嗎？就我的經驗來說，在我執業的過程中，我沒有經歷過危險，也許是因為我工作的領域不是醫院而是社區，當時對我來說高風險的個案是自殺的病患；當然，我也有遇過有攻擊性的個案，但我確實與他們都過得相安無事。
但這個相安無事我不認為是建立在我的「幸運」上，而是我能給予個案一個舒適的環境發洩他們的情緒，我了解他們反常的行為，而不散發出鄙視的氣息。
曾經有個案在我的治療室中舔牆壁、爬桌子、失禁、丟東西、大叫、地板動作，也有個案對我口出惡言、侮辱、怒吼，但這些我能理解是個案大腦某個地方的失能，而我的工作是重新建構這些功能，當我理解，我就無法鄙視他們。
而我的工作，最嚴重的個案最多就只是一星期見他們3次，每次1小時，但我知道他們的家人，是每天都需要見他們10小時以上，在我以前的工作，不單純是要建構他們的功能，更是要減輕他們家庭的壓力。
但一個心理師，可以做到多少？
曾經有一個社工同事跟我說：「你們CP （臨床心理師）再厲害把人治好了，但他們也不會變有錢，很多問題還是在。」
是的，我們再厲害也不過是把他們拉回到靠近正常功能，但我們也沒有辦法讓他們永不失能，也無法解決他們的生活壓力、經濟壓力、社會目光。
所以最重要的是「社會安全網」。
也許很幸運，我當心理師時是在社區，幾乎就是最後一道防線，每當我接到一個個案，他必然是有社工跟進的，經濟、住屋問題交給社工；自殺轉來的都會有精神科醫師跟進，那我就會去陪診討論用藥；如果是學生就會有「個別化教育計畫」，我會跟特教、老師、學輔心理師開會，如何安排他的教育計畫；照顧者支持薄弱的，我會找精神病康復機構日間照顧、外展、假日安置，為強化照顧者的休息以及減壓；而我當然專心做我的心理治療，強化個案的個人能力。
但，你知道這些好像理所當然的東西，並不是天掉下來的。
這一切都是因為「人權」而啟動，因為確保生而為人的權利，所以各國以人權優先的政府都會一點一滴地佈下社會安全網，以承擔著家庭功能無法照料的人，而不希望因為一個病患而壓垮整個家庭甚至是整個家族。
但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最鄰近的中國，對待精神病患的方式就截然不同。
「人權」不能當飯吃，只是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要吃這碗飯。你永遠不知道你會不會有一天成為精神病患，或是你家人會成為精神病患。我曾經有一個個案，他的病史是15歲時去完海灘回來，就突然病發，當中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人知道，到現在已經快40歲，而家人需要長期照顧他。
我們可以做的，是參與這個社會安全網，堅持各種人權的發展，了解精神病患只是一個「特別」的人。
而殺人的憾事，回到本質我個人認為不是因為他是精神病患，而是他是一個「會殺人的人」，就像沒有精神病的人一樣，一樣有殺人犯，為何因為剛好因為這個殺人犯是精神病患，就要把「殺人」冠在「精神病患」身上？社會上殺人案不少，有多少是精神病患所為？我們需要防範的地方，是把社會安全網進一步強化，以阻止憾事的發生。
我們與惡的距離也許沒有想像中那麼遠，無論是本質的惡、生活的惡、思想的惡、無知的惡，都有可能在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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