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文昌／台灣懷孕婦女關懷協會常務理事、台北市教師會前理事長
結婚時，我37歲、太太36歲，說好婚後要生兩個小孩。婚後兩年，肚子卻都沒消息，我們開始看婦產科，太太檢查後做了息肉切除手術。
接著，我們開始看中醫，板橋、新店……，友人介紹就去看。沒健保、聽說水藥效果比較好，有一段時間，兩個人同時吃，一個月一萬多花費跑不掉。
量基礎體溫、算排卵期，除了盡義務之外，每個月還有一半以上的天數要擔心自己可能懷孕，涼性食物都不能吃、不能拿重物。
做人工受孕打排卵針，既花錢又傷身，好不容易懷孕了，好幾次半夜忽然驚醒，發現不正常出血，緊急叫救護車送急診，到醫院只能打針補充黃體素，然後默默回家。五年之間，流掉了六次（包括兩次人工受孕）……
上帝啊！為什麼想要一個孩子這麼難？為何別人都可以有孩子？我們禱告，我們吶喊！
▲ （圖／pixabay）
歷經多次的希望與失望、心情起伏過程中，我問了太太一個問題：「妳覺得我們有小孩比較重要，還是自己生比較重要？」
沉默了一下，我們都清楚彼此的答案：「有小孩比較重要」，我們無法想像在未來漫長的人生歲月、婚姻家庭生活當中，沒有小孩的家還是一個家嗎？
我安慰太太：「收養不代表沒機會自己生，只是代表我們可以不用再這麼辛苦到處看醫生。」
太太提出另一個問題：「如果不是自己生的，我能像自己生的一樣這麼愛他（她）嗎？」
就在那一年，太太在任教學校中，從班級導師轉換職務成為輔導老師，每天接觸的幾乎都是弱勢、行為脫序的學生，太太發現她可以真心陪伴、愛這些孩子，甚至包含關心、陪伴孩子的媽媽。
太太從中得到了信心：「如果我可以愛這些孩子，我一定也可以愛那一個來到我們家中、沒有血緣的孩子！」
▲ （圖／pixabay）
我們向勵馨基金會提出申請，上了很多課、做了很多預備，也在勵馨建議下做了婚姻諮商。
過程中，諮商師幫助太太看到：原來在一次一次懷孕、流產的過程當中，我也和她一樣難過，只是為了安慰太太，我選擇不表現出自己的悲傷，其實她並不孤單。我們抱在一起大哭一場，我們知道不管未來如何，我們都是站在同一陣線的戰友。
經過了一年的等待與預備，勵馨通知我們通過審查取得收養資格，兩個月後告訴我們可以來看孩子。
第一眼看到孩子，我們心裡好感動：「這就是上帝預備要給我們的孩子！」「世上怎麼有這麼可愛、漂亮的孩子？！」在萬人當中，我們就像中了彩券第一特獎的幸運兒。
兩週後，恩恩來到我們家，過去的陰霾一掃而空，「她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終於成為父母了」，太太成為一個母親，得到大大的滿足與喜悅，遠遠勝過了不是自己親生的小小遺憾。
▲ （圖／pixabay）
以上是我們家的故事，所以會站出來反對代理孕母，是因為一方面我們走過多年不孕、流產的過程，深深能夠體會不孕夫妻的無奈與遺憾，另一方面我們知道開放代理孕母台灣社會將付出的代價。
試問，自己未經懷孕過程、藉由別人的子宮生下的孩子真的算是「自己生的」嗎？當一個女人的身體、心理已透過懷孕過程，預備好迎接新生兒的到來，結果自己剛剛出生的孩子，卻硬生生被別人帶走，這位婦女的人權、感受與健康有被尊重嗎？
目前台灣每年尚有一百多個孩子，因台灣社會收養觀念不足而必須出養到國外，更有數以萬計婦女因經濟考量，而選擇墮胎，開放代理孕母絕非不孕夫妻想要孩子的最佳選擇，推動收養、協助減輕弱勢婦女生養孩子的負擔，才是政府與台灣民眾真正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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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推動收養、協助減輕弱勢婦女生養孩子的負擔，才是政府與台灣民眾真正該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