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雲欽
1994年，身為中華民區總管的李登輝接見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時，說台灣自古以來都被外來政權（包括中國）統治，台灣人無法當家作主，生為台灣人也曾有過不能為台灣盡一份心力的悲哀。從此，所謂「台灣人的悲哀」一詞就常被獨派提及。
學者李筱峰最近看到國民黨大老吳伯雄在會見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時，對胡「反台獨」的宣示，唯唯諾諾的情形，心有感慨，說：「外來統治集團有『吳伯雄們』這種土生土長的腳色在幫他們搬道具、跑龍套，讓他們得以順遂達到其政治目的。台灣人的最大悲哀就在此！」（見李所撰「吳伯雄忠奸辯」及「台灣人的最大悲哀！」二文）「台灣人的悲哀」又再度被提及。這讓我想起一個放在心上很久的疑惑，那就是：有所謂「台灣人的悲哀」這回事嗎？
所謂「悲哀」是一種主觀的感受。當談到「台灣人的悲哀」時，有三點要先釐清：
第一，「台灣人」應指全部或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不是少數的台灣人。
第二，「（我認為）台灣人悲哀」和「台灣人自認為悲哀」有所不同。前者是說話者的判斷。後者則是台灣人自己的感受。
第三，「（我認為）台灣人悲哀」必須以「台灣人自認為悲哀」為前提。如果台灣人不認為自己悲哀，說話的人就不能說：「（我認為）台灣人悲哀。」如果說話者明知台灣人不認為自己悲哀，仍然說「（我認為）台灣人悲哀」。那這句話就相當於「我為台灣人的處境感到悲哀」，意義有所不同。也就是說，「（我認為）台灣人悲哀」這句話有岐義。在通常情形，即台灣人自認為悲哀」的情形，「（我認為）台灣人悲哀」這句話是說話者對於事實的客觀報導。其意思是，「我告訴你一個事實，那就是台灣人確實感到悲哀。」但在例外情形，即台灣人不認為自己悲哀的情形，「（我認為）台灣人悲哀」這句話是說話者對於事實的主觀評價。其意思是，「台灣人不認為自己悲哀，但我認為台灣人應該感到悲哀。」因這種感受太過於主觀，已達到自作多情的程度，故屬於例外情形。
一、台灣人自認為悲哀嗎？
先談台灣人是否自認為悲哀的問題。幾百年來，外來政權生張熟魏，接續進出台灣。大多數台灣人不是逆來順受，就是逢迎諂媚。台灣人就像十六世紀臣服於西班牙時期的荷蘭人，只知道如何作生意賺錢，不知什麼如何當家做主。能賺錢溫飽，台灣人就覺得足夠了、快樂了。
滿清政府統治時，台灣人為滿清政府效命。連滿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之亂，台灣人也有參與。1895年滿清割讓時，曇花一現的「台灣民主國」，只是一群外省權貴不想讓異族日本統治的暫時性措施而已，不是想要永遠從中國獨立建國。事敗後，他們都溜回中國去了。少部分台灣人有抵抗日本人，但不成氣候，大部分的台灣人都願當日本的順民，哪有感到什麼民族地位上的悲哀？
1945年的二二八事件也是官逼民反的抗爭活動，不是為了取台灣獨立。這個事件讓不少台灣的菁英喪命，但大部分的台灣人還是無動於衷，繼續當中國政權的順民，哪有感到什麼悲哀？這六十多年來，台灣人還不是在中國外來政權下，照常吃喝拉撒，安和樂利？尤其，在北京政權虎視眈眈的情況下，台灣人不是到對岸去旅遊，台商不是去投資、藝人不是去表演，往來密切？這幾年，台灣的政壇已經沒有人再提所謂的「正名」、「制憲」、「統獨公投」，更不用說「宣佈獨立」了。大家忙著看雙十節煙火、跨年煙火、元宵花燈，其樂融融。台灣人哪有感到什麼國族名分上的悲哀？
總之，從台灣人的主觀上看，台灣人對抽象的民族地位，縱有嚮往，但也不願流血流汗去爭取。台灣人較注重現實利益，外來政權統治治下，經濟發展迅速，台灣人溫飽之餘，甚至能奢侈淫欲。除少數政治異議份子遭外來政權迫害之外，台灣人根本不覺得在民族地位上有何悲哀。
台灣人既然在民族地位上，不覺得自己有何悲哀，那依上述說明，我們原則上就不能說「台灣人悲哀」。李筱峰等有台灣主體意識的人會說「台灣人悲哀」，都是個人的主觀價值判斷，也就是上述「我為台灣人的處境感到悲哀」、「我認為台灣人應該感到悲哀」的意思。其中含有很多自作多情的成分，台灣人並不買帳。
二、台灣人應該感到悲哀嗎？
其次談到台灣人是否應該感到悲哀的問題，也就是李筱峰等人的自作多情的評價正確，還是大部分的台灣人（包括吳伯雄）的感受才正確？主觀評價嚴格而言沒有正確與否的問題，但有某種程度「間主觀」的客觀性存在。例如「林志玲比許純美漂亮」這個價值判斷，雖沒有對錯的問題，但應該是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爭議比較小。有些意識型態的問題，牽涉個人不同的基本價值觀，爭議比較多，那就更沒又標準答案可言了。民族意識或國家認同的問題，就是如此。
沒有民族地位，被外來政權統治或當外來政權的買辦是應該感到悲哀嗎？答案因人而異。以古時奴隸制度來說，奴隸也有分快樂的和不快樂的。快樂的奴隸沒有人權意識，甘於被奴隸。奴隸有了人權意識之後，就會感到悲哀，想要自由。被外來政權統治的情形也是類似。被統治者沒有民族意識，就甘於被統治或當買辦，有了民族意識，就會感到悲哀，想要當家作主。
如上所述，台灣人被外來政權統治慣了，向來不在乎有沒有民族地位。李筱峰說當外來政權的買辦是悲哀的，這是因為他有台灣民族意識，不認同外來政權。他認為台灣人沒有民族地位，又不願被北京統治，只能在國際流浪，當亞細亞孤兒，這是悲哀的。吳伯雄沒有台灣民族意識，認同外來政權，當然就不會感到當外來政權的買辦有什麼悲哀。
民族意識或國家認同的問題，追根究柢，就是信仰的問題，注重主觀的確信，不問客觀的真假。民族主義是關於民族歸屬的信仰。就像宗教信仰，基督教徒認同上帝，佛教徒認同佛陀，沒有誰對誰錯一樣，李筱峰的台灣民族主義正確，還是吳伯雄的中華民族主義正確，沒有客觀的標準答案，常常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
但要注意的是，有爭議性的意識型態問題雖然沒有標準答案，這只是分析倫理學（analytic ethics）的層次。人活在世上，很多事物無法兼得，我們常常必須做價值上的取捨、選擇，找出自己的答案。也就是在規範倫理學（normative ethics）的層次，我們還是必須採取適當的立場（擇善），而固執之。
台灣人就台灣的處境不覺有何悲哀，而我們應不應對台灣的處境感到悲哀，也無客觀的標準答案。但我和李筱峰一樣，自作多情，對台灣的處境，深深認為台灣人應該感到悲哀，並進而求取解脫之道。又台灣應不應獨立的問題，也無客觀的標準答案，但我和李筱峰一樣，主張台灣應該獨立，深信台灣獨立才是台灣人悲哀的解脫之道，並願以棉薄之力，捍衛這個立場。(2010年7月21日舊稿)
●傅雲欽，律師，建國廣場負責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您的討論與聲音，來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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