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馬總統帶頭監聽，台灣深陷「水門案」恐慌(圖/華盛頓郵報)
吳景欽
馬、王風暴引發特偵組是否濫權監聽的疑雲，尤其是每年有超過一萬五千件的監聽票核發，更讓民眾陷入通訊權是否隨時遭侵害的恐慌。而這其中的根源，正在於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規範缺陷。
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司法警察或檢察官只在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犯有重罪，且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而情節重大，並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證據時，才得向法院聲請監察票。如此的規定，看似嚴謹，卻因法條用語過於空泛與不確定，致使法官仍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尤其若以目前核准監聽票的比率超過八成來看，法院實已成為檢察官的橡皮圖章。
又關於監聽期間，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2條第1項，一次最多雖僅三十日，卻無延長次數的限制，若法官又未能嚴格把關，偵查機關就可能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為無限期的監聽。其次，執行的司法警察雖須向法官為定期報告，以期能有效防止監聽遭濫用，惟此種監督乃屬被動，能產生多少抑制作用，實有疑問。更可議的是，根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6條第1項，竟將檢察官亦列為監督者之一，則在其可能是監聽票聲請者的情況下，如此的設計，不啻是球員兼裁判，致不可能產生任何的監督效果。
而關於監聽所得的資料，原則上是不得提供給他機關或個人使用，惟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但書，卻又明文，若有符合他罪或法律另有規定等之場合，仍例外可為提供。如此的規定，實有違目的外使用禁止之原則，更難防止偵查機關僅以聲請一張監聽票，卻通吃所有案件的情事發生。此次特偵組的作為，不過是將此等的弊端給完全顯現出來。
既然監聽遭執法機關濫用的現況，乃肇因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諸多的瑕疵與缺陷，立法者自應對此法為整體性的檢討。惟在修法未完備前，法官於對監聽票的核發，就須做好守門員的工作，同時，在面對檢方所提出他案監聽所得的證據時，法院亦不應比照另案扣押的寬鬆標準為承認，而應以最嚴格的基準為審視。惟有如此，才能迫使偵查機關減少監聽的使用。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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