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頑固份子」與「打手幫凶」　中共「名單化」成為心理戰工具

▲過北京去法律屬於戰略框架，強調國家有權採取行動；如今則透過名單化與執法意見，把抽象敵對概念具體化為可被追訴的對象。（圖／翻攝自Facebook／黃捷）

●張亞柔／自由業

北京近來對台動作再度升高，從公布所謂「懲獨22條」，到在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官網設置「台獨頑固份子」與「台獨打手幫凶」專區，公開點名台灣政治人物、民代與意見領袖，這不只是政策宣示，而是一套制度化運作的法律戰框架。

名單中，包括前行政院長蘇貞昌等14人被列為「頑固份子」，另有12人被歸入「打手幫凶」。值得注意的是，聯電創辦人曹興誠、內政部長劉世芳及立委沈伯洋甚至同時出現在兩個欄位。這種分類邏輯透露高度政治彈性——既可定義為主導者，也可貼上執行者標籤，角色可隨政治需要轉換，定性卻不容辯駁。

與2005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相比，這波操作的差異在於「從原則宣示走向個人化執行」。過去法律屬於戰略框架，強調國家有權採取行動；如今則透過名單化與執法意見，把抽象敵對概念具體化為可被追訴的對象。

這是一種制度升級——將政治分歧轉入刑事語境，將不同立場轉為法律風險。與國際上近期對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土耳其異議人士的跨境鎮壓案例相比，北京的模式呈現更系統化、名單化與法律化的特徵，具有可預測的長期施壓效應。

從策略層面觀察　名單至少具有三重目的

第一，對內動員。透過「依法懲治」的話語包裝，北京向中國社會展示強硬姿態，鞏固主權與統一敘事。在經濟與社會壓力並存的情境下，涉台議題往往具有高度象徵動員功能，並可藉此穩定內部民族主義情緒。

第二，對台施壓。名單公布本身即是一種政治訊號。尤其在選舉時程逼近之際，這類操作容易被解讀為風險提示——向在中國經商或往來密切者釋放訊息：政治選邊將產生成本。

舉例而言，內政部長劉世芳的外甥在中國任職高階經理人，過去政治獻金被重新拼貼解讀，即使時間早於7年，也被放大檢視。這類操作不必真的起訴當事人，只要提高不確定性，就足以形成寒蟬效應。另一例是聯電創辦人曹興誠，其在兩岸投資與董事會聯繫，被官方文件重新框架為「支持台獨活動」，足見名單化對商業與政治網絡的心理威懾力。

第三，建立升級階梯。北京先名單化、再司法化、再經濟制裁化，即便不全面執行，也為未來保留操作空間。這種做法不單是短期震懾，更像是一種長期壓力管理機制，為可能的政策升級提供法律與輿論預設。

北京方面主張，此舉屬於主權範圍內的反分裂法律行為，並稱點名只是「警示」而非追訴。然而，問題不在於法律制定權，而在於跨境正當性與比例原則。當境外民選官員與民主程序產生的政策立場被納入刑事追訴框架，即便名義上是警示，也容易被國際社會視為長臂管轄的擴張，而非單純內政問題。

近年歐美國家對跨境鎮壓與政治干預高度警覺，對此類制度化威嚇尤為敏感。這不僅牽動台海局勢，也直接影響外資與跨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政治風險評估與法治信心。

整體而言，國際社會多半將此視為壓力升高，而非戰爭前奏。但值得警惕的是，重點不在名單是否立即產生司法效果，而在於其長期制度意涵——當政治對話被轉化為刑事框架，當不同意見被預設為必須懲治的對象，對話空間將自然萎縮，民主程序與政治互信也將受到長期侵蝕。

數據顯示，過去十年來類似跨境威懾措施，多數最終沒有實際逮捕案例，但成功在心理與經濟層面塑造長期壓力，這與北京操作模式高度契合。

兩岸關係的穩定，終究不可能建立在標籤與威嚇之上。法律若被政治化，將淪為權力擴張的工具，而不再是解決分歧的手段。短期或許能製造壓力，但長期而言，只會加深距離，削弱對話機會，並大幅提高重建互信的成本。對國際社會而言，警覺北京將法律、輿論與心理戰結合的制度化操作，將是未來維持區域穩定與民主程序完整性的關鍵。

▼兩岸關係的穩定，終究不可能建立在標籤與威嚇之上。法律若被政治化，將淪為權力擴張的工具，而不再是解決分歧的手段。（圖／翻攝國台辦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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