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國民黨立院黨團做出核四完工，但須經公投才得商轉之決議，此是否在以拖待變，不得而知。惟即便核四不運轉，但關於現有的三座核電廠該如何處置，仍屬未定之天。則在未來，能否像日本般，以住民訴訟的方式來尋求突破，卻也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日本因在二戰末期遭受原子彈轟炸之故，所以在戰後，即宣告「不擁有、不生產、不引進」的非核三原則。但此原則並不排除以核能發電之用途，以致於現今，日本不僅有五十四座的核電廠，其規模也位居世界第三，這就一個地震頻率高且電廠多設於斷層帶的國家而言，實具有高度的風險。以3.11大震造成重大災害的福島核電廠來說，事實上，從1978年開始，即有超過三十起的大小事故發生，也因此之故，致引發一系列的核安訴訟。
至於核安訴訟的型態，一種是對建廠的電力公司，基於核能的高度危險性及發生事故後，所造成難以挽回的生命、身體、財產權等的侵害，以民事訴訟的方式，請求法院為停止施工或運轉的判決。另一種方式，則是以損害無法回復為由，提起行政訴訟，向法院請求撤銷行政主管機關的許可運轉處分。
惟不管是民事，還是行政訴訟，提訴者皆須有訴之利益，即是否有具體的權利受侵害，若只是為抽象的公益保護或空泛的危險性指摘，就不具有適格性，致會遭法院駁回。而核能的危險性，雖眾所皆知，但在未發生事故前，要證明有具體侵害實有困難，若法院採取嚴格解釋，就會造成訴訟障礙。
以日本從1970年代開始，所出現的諸多核安訴訟來說，法院即從完全否定的態度，而逐漸承認核電廠周邊居民的原告適格性。這是因居住於核電廠周圍的民眾，即便核電廠未生事故，仍得面臨輻射及其污染物的最直接侵害，致可能罹患不治之症，自不應否定其訴訟權。只是所謂周邊範圍多廣，卻一直有爭議。
而日本法院以核子反應爐為中心，從二十公里逐漸擴張至六十公里半徑內的居民，即具有原告的適格性，甚至在2009年，日本最高法院還允許到九十六公里的範圍。而在福島核災時，由於當時內閣宣布的警戒區域為一百公里，法院也對周邊居民的範圍更為擴大，致使大量的核安訴訟進入司法審理，而暴露出民眾對核能安全的極度憂慮。
不過，即便能藉由放寬原告適格的範圍來保障人民的訴訟權，卻又馬上面臨另一棘手的問題，即在核災發生前，如何能證明核能對生命、身體侵害的因果關係？尤其是原告方對此具有舉證責任，但在核能資訊完全掌握在核電廠與官方，且就此專業亦可能遠不及被告方下，就會產生武器的不對等。若再加以法官非核能專家，亦須尊重行政機關的專業判斷下，欲勝訴恐有極高的難度。這也是為何，日本至今僅有兩起案件勝訴之因。惟從此過程卻也突顯出，藉由不斷訴訟來解決核安問題，並非不可行，正可為我國取法之對象。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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