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近來，某些陣營的候選人及其助選員，為了使基本盤回流，開始出現偏激、甚至是仇恨性的言論。此於台灣每次選舉，雖已司空見慣，卻也因此不斷撕裂與激化族群對立。這不禁讓人思考，對於此等極端言行，是否該入罪化？
於現代法治國家，對言論、出版等表現自由，雖絕對禁止事前的檢閱與審查，卻不妨礙事後的法律處罰，如以我國刑法來說，即設有公然侮辱與誹謗兩罪，以來對侵害他人權利的言論為究責。惟不管是公然侮辱，還是誹謗罪，乃必須針對具體的人與事，若僅是空泛指摘，亦難以成立此等罪名。著名之例，如郭冠英用范蘭欽之筆名，以所謂高級外省人自居，而不斷發表歧視本省人，且支持白色恐怖等等之言論，即便內容極端偏激，且嚴重挑起族群對立，卻因無具體指摘特定人與事，致無法論以任何刑事責任，僅能以其具公務員身分發表不當言論，而遭免職處分為終。從此也突顯出，我國現行刑法對仇恨性言論的治罪困境。
不過，在我國已經簽署的兩人權公約裡，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20條第2項，卻明文對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必須以法律加以禁止。而雖然我國刑法第153條，設有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或違抗法令罪，但與公約內容所欲禁止的偏激或仇視性的言論，於規範面向上仍有不同。若欲符合人權公約的精神，似就有於刑法中，明文處罰仇恨性言論之必要。而對此等言論入罪化的典型，則非德國莫屬。
鑑於納粹殘害人權的教訓，在二次大戰後，德國即於體制內，藉由各種方式來消除歧視的根源，除對屠殺者進行審判，並對受難者進行補償外，即是於教育制度內灌輸平等與人權的思想。而更重要的一項措施，即是於刑法第130條，明文對種族歧視與違反人權言論的刑事處罰。
根據德國刑法第130條第1項，若煽惑對國內某些住民或族群為暴力行為，或者對之為謾罵、惡意中傷等違反人性尊嚴的行為，即可處三個月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根據同條第2項，針對種族歧視與違反人性尊嚴的言論或文書之散佈，也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為了深刻記取二次大戰的教訓，在此條文的第4項即明文規定，於公然或集會場合，對納粹暴行加以讚美或合理化者，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而在第3項還載明，於公開或集會的場合，對於已經國際法承認的納粹屠殺行為，若加以否認，甚或美化殺害人數，亦可處最長五年的有期徒刑。凡此規範，似能成為我國之借鏡。
只是若真將仇恨性言論入罪化，不僅會牽動言論箝制的敏感神經，更會因仇恨、歧視、種族等等用語的界定不清，致造成適用上的爭議，而可能引發更大的衝突。也因此，欲消除反民主、反人權的仇視性言論，恐非用刑罰為解決，而是須仰賴人民的自我覺醒與智慧，並藉由選票來制裁這些不斷激起族群對立的政治人物。畢竟，惡魔的崛起，就來自於好人的沈默。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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