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酒駕事件在近來不斷引起媒體關注，加重刑罰的呼聲也一直不斷，惟若關於酒駕須達於「不能安全駕駛」的認定仍趨於浮動，致影響訴追與定罪，則即便再為刑罰加重，恐也難嚇阻酒駕的一再發生。
關於《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即對單純酒醉駕車的刑罰，並無須有任何具體危險，更無須等到肇事，即可為處罰，這在學理上稱為「抽象危險犯」，之所以如此立法的目的，即是在藉由處罰的前置化，而能產生一定的嚇阻作用，而來預防酒駕肇事的發生。惟為了避免刑罰過度的擴張，所以此法條亦明文，只有在達於「不能安全駕駛」的程度，才得為兩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處罰，但關於「不能安全駕駛」之用語，乃趨於空泛，不僅有違明確性原則，更造成司法認定上的困難。
由於酒測臨檢乃屬於經常性且大量化的事務，就第一線的執法者，即警察而言，即會傾向於以酒精濃度的多寡，來為是否「不能安全駕駛」的標準，不僅有客觀數據以來避免爭議，更可方便此類案件的迅速處理。惟警察的如此作法，卻未必能得到司法機關的認同。
目前直接明文酒精濃度標準者，僅出現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但在此條款中，只言明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即須受行政罰，至於須達於多少濃度，則是授權由內政部警政署，以頒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來加以補充。而在此規則第114條第2款，即出現呼氣酒精濃度超過千分之零點二五，即不得為駕駛的規定，而若超過此標準，則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即可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所以，根據此規範，只要達於一定的酒精濃度，即須為行政罰，且立即扣車照，而能即時防止危險行為的發生。不過在1999年，酒醉駕車入罪化後，基於「刑罰優先原則」，在面對酒精濃度超過千分之零點二五時，警察即須面臨到底於何程度該移送檢察官、於何程度可自行處罰的抉擇與難題。
而就醫學與統計數字來看，若呼氣酒精濃度在千分之零點二五至零點五五之間，即會出現判斷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現象，不過是否達於不能安全駕駛，仍須輔以如走直線、摸鼻、拍手等為判斷。但若呼氣濃度超過千分之零點五五，則在此時，早已無法開車，而陷入絕對不能的狀態，實無庸為任何輔助判斷，即應認定為是「不能安全駕駛」，這不僅是基於經驗法則，也符合《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將酒醉駕車為前置處罰的立法目的。惟警察如此的認定標準，有時卻遭法院為推翻並認為，即便酒精濃度超過千分之零點五五，被告若仍能通過其他測試，仍不能以此罪論。如此的認定，不僅使「不能安全駕駛」的認定趨於模糊與恣意，也與立法者將酒醉駕車定位為「抽象危險犯」的目的相違。又若真以無罪判決確定，則又得回到警察的行政罰上，不僅大費周章，恐又得面臨是否違反「一行為不二罰」的憲法爭議。
刑罰要能產生嚇阻效果，未必來自於重刑與否，而在於高的訴追效率與定罪率，則目前關於單純酒醉駕車的案件，有超過一半會被檢察官以緩起訴或不起訴為終。即便起訴，亦多以緩刑或罰金刑為終結，若再加以法院未必認同以酒精濃度多寡為判斷「不能安全駕駛」的標準，而可能以無罪判決為了結。則如此的過程與結果，不僅可能使警察無所適從，致影響訴追效率，更可能使人產生僥倖心理，而使得刑罰的嚇阻效果因此降低。也因此，在思考是否為加重刑罰前，對於「不能安全駕駛」的認定，恐得先在司法認定上，理出一個客觀標準。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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