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瑞寓居美國時與友人的留影。（圖／作者周天瑞提供，請勿隨意翻拍，以免侵權。）
●周天瑞／曾任中國時報政治組記者、專欄主任、採訪主任、副總編輯、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環球電視總監、新新聞董事長、中央電台董事長。 在《美洲中時》停刊後，於1987年返國共創「新新聞」，他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備受媒體敬重。
對於我重回紐約這件事，如果我說受到如同傳奇故事一般的待遇，人人奔相走告，紛紛喜形於色，請不要責我自戀和膨風。一年前喬治盧卡斯的星際大戰六部曲：Return of the Jedi （絕地大反攻）熱映，這時候這幾個英文字，正好被人用來形容我的回來，擊掌擊拳交加，也都是事實。
我沒教人失望。從五月一日坐上編輯台那一刻起，整個工作氣氛、指揮效益、報面表現就不一樣了。「立竿見影」四個字，再次獲得實證：從編輯到内容，報紙馬上變好看了；美國台灣之間、美國香港之間、美東美西之間，溝通變得毫無障礙了；從理想到現實，從口號到實行，竟然就那麼清楚地變得零時差、零距離了。
不少人感嘆，如果早個一年多如此，該有多好。
裡裡外外的揄揚，我不好多說。其實我自己並不覺得什麼不得了，不過是多一分用心、多一分認真，把早就盤桓在腦際的想法付諸實現罷了。
一切都從特別重視第一版開始。首先我打破制式化的選稿，更打破制式化的編輯，頭版經常就是一條主新聞，配上一張大照片而已，突出而醒目；比如華裔美女梅仙麗摘下環球小姐后冠的新聞，就是這樣處理。今日習見的頭版編法，美洲中時三十四年前就這麼做了。
報紙當然不能只有頭版好看，十大張四十個版其實多所精彩，但它們都藏在裡面，一定要幫助讀者找出亮點放在頭版才好。
於是我每天親自從正刊到副刊的四十個版的每一版當中，精挑細選好看的內容，分門別類地列成一個「今日要目」，放在頭版，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彷彿「總編輯上菜」一樣，教人一目瞭然。讀者看了「要目」裡吸引人的題目，很快就可以決定把報紙帶走了。
另一個創舉是藉「編輯人語」和讀者說話，我不時會用短短幾句話告訴讀者，我們又有了什麼新猷和改變，這同時也可以激勵我們内部要永保創新。
▲定位要非常清楚，我們是華人的報紙，是辦給華人看的報紙，不是美國報紙的中譯版。（圖／作者周天瑞提供，請勿隨意翻拍，以免侵權。）
此外，定位要非常清楚，我們是華人的報紙，是辦給華人看的報紙，不是美國報紙的中譯版。因此不僅是選材，更要積極規劃題目，要耕耘，不能懶惰，不能遲疑搖擺。至於余紀忠的「十四字箴言」及「我來自何方？我置身何處？」文中所標舉的態度，那更是念兹在兹、奉行不渝的主心骨。
簡單說，它就是心心念念把讀者放在心上，讓人覺得貼心，還覺得這份貼心裡有着豐富的專業堅持，能博得他們的信賴和敬愛。
我一無困難地帶領着各地的同仁，群策群力地創造每一天銷售上的驚奇，一個那麼重視讀者，那麼為讀者設想的報紙，會沒有明天嗎？主掌業務大政的總經理余建新（余先生么兒，Albert）在我接事後不久就說：「我們明年一定趕過世界日報！」不等明年，幾個月後美洲中時關報的當時，就已經趕過了世界日報。
然而，在這麼辛苦但充滿成就感的狀態中，我卻有種不祥之感，這種不祥之感尚非來自外部，而是我在時報裡面的幾個體驗。
話說我四個月前離開紐約，舉家遷往洛城，把才住了半年的新居租給別人；此番東返，已無家可歸。所以我先獨自飛來紐約履任，報社允我暫時在宿舍窩居，等找到房子後再把家人接來。
1984年4月29日在家人和洛城同仁相送下，我登上東行航班，於午夜時分抵達紐約。報社派了一位祈姓印刷工人來接機，因大家正在上班，自不會有歡迎場面，並不意外。在蒼茫的夜色下，便由這位印刷廠的小兄弟送我抵達宿舍。
到了宿舍才讓人嚇了一跳。
美洲中時的印刷工作概從國内派人支援，採輪調制，避免勞師動眾，形成移民大遷徙，所以報社特為他們安排宿舍。在地下室有間套房，供台北偶而來人短暫居留之需。我的窩居之地便在此。
到了宿舍，打開地下室，迎面而來的是惡臭撲鼻，觸目所見的是髒亂不堪，小強滿地打滾，天哪，這是人住的地方嗎？那是一幅不知多久前有人住過，之後就沒再清理也沒人搭理過的破落景象。
我沒指望歡迎，但赫然見此類似「倒歡迎」之場面，不免倒抽一口冷氣。究是何故？何人致之？心中不能沒有問號，也隱約有數，乃生不祥之感。但我寧可信其無，提醒自己不要以疑為真。
它起碼暴露了報社的管理問題。一間地下室的招待所，即使久無人用，也不該任令其如此髒、亂、臭而無察覺；既知有人要來此居停，竟無一機制進行處理以致避免，這是在任何稍微上點軌道的地方都不會發生的事，但它竟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眼前。回想當時還在紐約，廁所總是髒臭，備受同仁批評，如今益證這個報社的管理依然故我。明顯地，問題不只在編輯部，就算我救得了編輯部，也救不了它全部！不得不使我油然而生不祥之感。
它讓我閃過一念：報社的主要人物當中，有人心不在此，不想長治久安。
我花了好一番功夫清理完畢，很快就到了報社下班的時候，便約了幾位編輯部的主要同仁，記得有黄肇松、徐啓智、胡鴻仁、周仲庚（范疇）來宿舍夜談，聊聊現狀，聊聊將來。
另一個不祥之兆就是來自今晚談話中的信息，並因這個信息發展出來被我感受到的現象。
信息是，我馬上會面對一個棘手問題，棘手問題是，一位名叫傅崑成的記者將強烈要求掛名「本報駐紐約特派員」。
崑成是我在台北當採訪主任時帶過的記者，主跑外交，個性積極，充滿激情。其後赴美留學，美洲中時開辦後取得碩士學位，願意加入工作，獲余先生同意。由於他已薄負盛名，不但不可能採訪華埠新聞，也不可能熱衷於在新僑的社團進出，而華府員額有限，不會為他增加編制。我幾經思量，特別開出聯合國這個新的採訪路線給他，他欣然接受。並且約定，他發稿台北中時可用「本報駐紐約特派員」（余先生私下答應他的），但發稿美洲中時則用「本報記者」，他也同意。
但這些日子顯然他改變了想法，乃向前任總編輯要求在美洲中時也用特派員名義見報，未獲同意。如今我回來，因共事淵源較深，他或有得償所願的高度期待。
但這是個不可能同意的要求，他在美洲中時任職，身在紐約工作，哪有加銜當地特派員的道理？如果可以，豈非所有在紐約採訪的記者都要比照，其他地方（包括台北）的記者也都個個改任「當地特派」？這是哪國的邏輯？哪樣的荒謬！
果然，我到職第一天，他就來談這事，之後利用各種機會多次重覆。我都好言相勸，曉以義理，語氣温和，但堅決不允。
5月24日，就在那個編採譯校集於一堂的辦公室裡，他竟當着所有的同仁，對我大敲桌子，大聲咆哮，如瘋子一般走前走後，揮動雙手，高喊：「憑什麼你不同意，報紙不是你周天瑞一個人的！從今以後我再也不供稿！」並要求即刻把今天發的稿子還給他……。
面對此一突如其來的風暴，我顯得異常冷靜，無一字之回應，繼續如常工作。第二天他又再度咆哮，我依然不動如山，面不改色。只宣告式地說了一句：「請你注意，你連續兩天在辦公室中拍桌子，今天且不止一次，使本辦公室紀律蕩然。」
我向來不被認為是個好脾氣的人，但我從沒對瘋子發過脾氣，何况全辦公室群情激憤，我完全站在有理處，受到支持，又何須生氣？然而對這樣明顯破壞工作倫理與工作紀律的事，報社自當要有個處理，我不需要說話。
余先生無聲，二老闆儲先生從台北來電問我，崑成有無可能繼續待在這個辦公室？我說，此事非僅犯我，乃是犯了眾怒。報社打算調他回台北，Albert勸說無效，十一天後詢之於我，我說他必須向同仁及總編輯的職務角色正式道歉，以示擔當。再過四天，Albert在中城一家中國餐廳設席，崑成當着十位同仁的面正式公開道歉，表示絕不再犯，一口飲盡大杯紅酒，尤其向我感性訴說了從台北以來兩家人的交往，深有歉意。一場無謂的風暴，終告落幕。
我與崑成從無怨仇，至今都是相互認帳的朋友。誠如他在餐會上自己說到，去年剛到紐約時，天候奇寒，我内人脫下身上的大衣送給他太太，令他夫婦感念至今。他為了頭銜想不開，以致抑鬱發瘋，我力持鎮靜，沒有擴大衝突，調解者應該很快就可以促其認錯道歉，恢復平靜，安定人心，怎麼竟要費上半個月功夫！
而從事發一個月，待崑成返台見過老闆，說出了他對我的抱歉之後，余先生才來電讚許我自始至終表現極好，並說他一直認為我是對的。然而這其間他與我屢有公務來電，竟隻字不提，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這一天我在日誌中寫下：「此事又知余的風派個性也。」
一個看來複雜其實簡單的事件，磨磨蹭蹭弄上半個月，才搞出個當事人道歉的結果。馬上可以支持並慰勉總編輯的電話，卻等過了一個月見風平浪靜才打過來。我不明白余氏父子為何如此處事？我不知道是否算計著什麼？我也不理解真心誠意何以如此困難？我能沒有不祥之感嗎？
它讓我閃過一念：總編輯算不得什麼？哪天遭到出賣，不要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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