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瑞/它讓我閃過一念──哪天遭到出賣,不要意外!(我與美洲中時之九)

▲周天瑞寓居美國時與友人的留影。(圖/作者周天瑞提供,請勿隨意翻拍,以免侵權。)

周天瑞/曾任中國時報政治組記者、專欄主任、採訪主任、副總編輯、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環球電視總監、新新聞董事長、中央電台董事長。 在《美洲中時》停刊後,於1987年返國共創「新新聞」,他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備受媒體敬重。

對於我重回紐約這件事,如果我說受到如同傳奇故事一般的待遇,人人奔相走告,紛紛喜形於色,請不要責我自戀和膨風。一年前喬治盧卡斯的星際大戰六部曲:Return of the Jedi (絕地大反攻)熱映,這時候這幾個英文字,正好被人用來形容我的回來,擊掌擊拳交加,也都是事實。

我沒教人失望。從五月一日坐上編輯台那一刻起,整個工作氣氛、指揮效益、報面表現就不一樣了。「立竿見影」四個字,再次獲得實證:從編輯到内容,報紙馬上變好看了;美國台灣之間、美國香港之間、美東美西之間,溝通變得毫無障礙了;從理想到現實,從口號到實行,竟然就那麼清楚地變得零時差、零距離了。

不少人感嘆,如果早個一年多如此,該有多好。

裡裡外外的揄揚,我不好多說。其實我自己並不覺得什麼不得了,不過是多一分用心、多一分認真,把早就盤桓在腦際的想法付諸實現罷了。

一切都從特別重視第一版開始。首先我打破制式化的選稿,更打破制式化的編輯,頭版經常就是一條主新聞,配上一張大照片而已,突出而醒目;比如華裔美女梅仙麗摘下環球小姐后冠的新聞,就是這樣處理。今日習見的頭版編法,美洲中時三十四年前就這麼做了。

報紙當然不能只有頭版好看,十大張四十個版其實多所精彩,但它們都藏在裡面,一定要幫助讀者找出亮點放在頭版才好。

於是我每天親自從正刊到副刊的四十個版的每一版當中,精挑細選好看的內容,分門別類地列成一個「今日要目」,放在頭版,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彷彿「總編輯上菜」一樣,教人一目瞭然。讀者看了「要目」裡吸引人的題目,很快就可以決定把報紙帶走了。

另一個創舉是藉「編輯人語」和讀者說話,我不時會用短短幾句話告訴讀者,我們又有了什麼新猷和改變,這同時也可以激勵我們内部要永保創新。

▲定位要非常清楚,我們是華人的報紙,是辦給華人看的報紙,不是美國報紙的中譯版。(圖/作者周天瑞提供,請勿隨意翻拍,以免侵權。)

此外,定位要非常清楚,我們是華人的報紙,是辦給華人看的報紙,不是美國報紙的中譯版。因此不僅是選材,更要積極規劃題目,要耕耘,不能懶惰,不能遲疑搖擺。至於余紀忠的「十四字箴言」及「我來自何方?我置身何處?」文中所標舉的態度,那更是念兹在兹、奉行不渝的主心骨。

簡單說,它就是心心念念把讀者放在心上,讓人覺得貼心,還覺得這份貼心裡有着豐富的專業堅持,能博得他們的信賴和敬愛。

我一無困難地帶領着各地的同仁,群策群力地創造每一天銷售上的驚奇,一個那麼重視讀者,那麼為讀者設想的報紙,會沒有明天嗎?主掌業務大政的總經理余建新(余先生么兒,Albert)在我接事後不久就說:「我們明年一定趕過世界日報!」不等明年,幾個月後美洲中時關報的當時,就已經趕過了世界日報。

然而,在這麼辛苦但充滿成就感的狀態中,我卻有種不祥之感,這種不祥之感尚非來自外部,而是我在時報裡面的幾個體驗。

話說我四個月前離開紐約,舉家遷往洛城,把才住了半年的新居租給別人;此番東返,已無家可歸。所以我先獨自飛來紐約履任,報社允我暫時在宿舍窩居,等找到房子後再把家人接來。

1984年4月29日在家人和洛城同仁相送下,我登上東行航班,於午夜時分抵達紐約。報社派了一位祈姓印刷工人來接機,因大家正在上班,自不會有歡迎場面,並不意外。在蒼茫的夜色下,便由這位印刷廠的小兄弟送我抵達宿舍。

到了宿舍才讓人嚇了一跳。

美洲中時的印刷工作概從國内派人支援,採輪調制,避免勞師動眾,形成移民大遷徙,所以報社特為他們安排宿舍。在地下室有間套房,供台北偶而來人短暫居留之需。我的窩居之地便在此。

到了宿舍,打開地下室,迎面而來的是惡臭撲鼻,觸目所見的是髒亂不堪,小強滿地打滾,天哪,這是人住的地方嗎?那是一幅不知多久前有人住過,之後就沒再清理也沒人搭理過的破落景象。

我沒指望歡迎,但赫然見此類似「倒歡迎」之場面,不免倒抽一口冷氣。究是何故?何人致之?心中不能沒有問號,也隱約有數,乃生不祥之感。但我寧可信其無,提醒自己不要以疑為真。

它起碼暴露了報社的管理問題。一間地下室的招待所,即使久無人用,也不該任令其如此髒、亂、臭而無察覺;既知有人要來此居停,竟無一機制進行處理以致避免,這是在任何稍微上點軌道的地方都不會發生的事,但它竟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眼前。回想當時還在紐約,廁所總是髒臭,備受同仁批評,如今益證這個報社的管理依然故我。明顯地,問題不只在編輯部,就算我救得了編輯部,也救不了它全部!不得不使我油然而生不祥之感。

它讓我閃過一念:報社的主要人物當中,有人心不在此,不想長治久安。

我花了好一番功夫清理完畢,很快就到了報社下班的時候,便約了幾位編輯部的主要同仁,記得有黄肇松、徐啓智、胡鴻仁、周仲庚(范疇)來宿舍夜談,聊聊現狀,聊聊將來。

另一個不祥之兆就是來自今晚談話中的信息,並因這個信息發展出來被我感受到的現象。

信息是,我馬上會面對一個棘手問題,棘手問題是,一位名叫傅崑成的記者將強烈要求掛名「本報駐紐約特派員」。

崑成是我在台北當採訪主任時帶過的記者,主跑外交,個性積極,充滿激情。其後赴美留學,美洲中時開辦後取得碩士學位,願意加入工作,獲余先生同意。由於他已薄負盛名,不但不可能採訪華埠新聞,也不可能熱衷於在新僑的社團進出,而華府員額有限,不會為他增加編制。我幾經思量,特別開出聯合國這個新的採訪路線給他,他欣然接受。並且約定,他發稿台北中時可用「本報駐紐約特派員」(余先生私下答應他的),但發稿美洲中時則用「本報記者」,他也同意。

但這些日子顯然他改變了想法,乃向前任總編輯要求在美洲中時也用特派員名義見報,未獲同意。如今我回來,因共事淵源較深,他或有得償所願的高度期待。

但這是個不可能同意的要求,他在美洲中時任職,身在紐約工作,哪有加銜當地特派員的道理?如果可以,豈非所有在紐約採訪的記者都要比照,其他地方(包括台北)的記者也都個個改任「當地特派」?這是哪國的邏輯?哪樣的荒謬!

果然,我到職第一天,他就來談這事,之後利用各種機會多次重覆。我都好言相勸,曉以義理,語氣温和,但堅決不允。

5月24日,就在那個編採譯校集於一堂的辦公室裡,他竟當着所有的同仁,對我大敲桌子,大聲咆哮,如瘋子一般走前走後,揮動雙手,高喊:「憑什麼你不同意,報紙不是你周天瑞一個人的!從今以後我再也不供稿!」並要求即刻把今天發的稿子還給他……。

面對此一突如其來的風暴,我顯得異常冷靜,無一字之回應,繼續如常工作。第二天他又再度咆哮,我依然不動如山,面不改色。只宣告式地說了一句:「請你注意,你連續兩天在辦公室中拍桌子,今天且不止一次,使本辦公室紀律蕩然。」

我向來不被認為是個好脾氣的人,但我從沒對瘋子發過脾氣,何况全辦公室群情激憤,我完全站在有理處,受到支持,又何須生氣?然而對這樣明顯破壞工作倫理與工作紀律的事,報社自當要有個處理,我不需要說話。

余先生無聲,二老闆儲先生從台北來電問我,崑成有無可能繼續待在這個辦公室?我說,此事非僅犯我,乃是犯了眾怒。報社打算調他回台北,Albert勸說無效,十一天後詢之於我,我說他必須向同仁及總編輯的職務角色正式道歉,以示擔當。再過四天,Albert在中城一家中國餐廳設席,崑成當着十位同仁的面正式公開道歉,表示絕不再犯,一口飲盡大杯紅酒,尤其向我感性訴說了從台北以來兩家人的交往,深有歉意。一場無謂的風暴,終告落幕。

我與崑成從無怨仇,至今都是相互認帳的朋友。誠如他在餐會上自己說到,去年剛到紐約時,天候奇寒,我内人脫下身上的大衣送給他太太,令他夫婦感念至今。他為了頭銜想不開,以致抑鬱發瘋,我力持鎮靜,沒有擴大衝突,調解者應該很快就可以促其認錯道歉,恢復平靜,安定人心,怎麼竟要費上半個月功夫!

而從事發一個月,待崑成返台見過老闆,說出了他對我的抱歉之後,余先生才來電讚許我自始至終表現極好,並說他一直認為我是對的。然而這其間他與我屢有公務來電,竟隻字不提,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這一天我在日誌中寫下:「此事又知余的風派個性也。」

一個看來複雜其實簡單的事件,磨磨蹭蹭弄上半個月,才搞出個當事人道歉的結果。馬上可以支持並慰勉總編輯的電話,卻等過了一個月見風平浪靜才打過來。我不明白余氏父子為何如此處事?我不知道是否算計著什麼?我也不理解真心誠意何以如此困難?我能沒有不祥之感嗎?

它讓我閃過一念:總編輯算不得什麼?哪天遭到出賣,不要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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