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祕書長說明大法庭制度。（資料照／記者吳銘峯攝）
●蘇永欽／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民國102年為推動大法庭改革，邀請德國的最高法院院長Klaus Tolksdorf到司法院演講，他一開口就說「司法被罵慘了是不是？我們也一樣」，但大家不同意的很多東西都還可以忍受，知道司法可能有苦衷，只有一件事是民眾絕對不能忍受的，就是案件都到了最終審了，還會有法庭之間的見解分歧，民眾當然要問，這個國家是精神分裂了嗎？上法院和買樂透有什麼不同？
人民把那麼多案件送到終審法院，使得終審法院不得不分幾個庭來辦案，那就不能再以審判獨立為理由對相類的案件做不同的判決，唯一的辦法就是另組一個大法庭來統一見解，司法院在上屆立法院沒能議決的法案，調整內容後再送立法院，這次總算順利通過了，可以浮一大白。
新制是以德國為師，使作為裁判基礎的法律見解想要不同於先前他庭裁判的，在確定他庭仍堅持原見解後，可以送請大法庭就此歧見做成統一的中間裁定，再由原法庭據此做成裁判。另外就具有原則重要性的法律見解也可以啟動大法庭的程序，其實質意義，也是對無可避免的分歧見解做預防性的排除。「歧異案件」是應送，「原則案件」則是得送，擔心法官怠於提案，另定當事人也可以在先前裁判已有歧異時促請受理法庭提案。對於司法始終不能給一個明確說法的問題，應該是堵得比較嚴實了。
多數法官基於憲法保障審判獨立的想法，還是比較喜歡過去由全體法官開會討論做成無拘束力決議的作法，但一則沒有制度化的提案義務，二則沒有形式拘束力卻實質拘束，反而有以司法行政干預審判的問題，所以大法庭的改革也算是進一步的司法化，基於落實人民訴訟權的保障而以法律分配審判權，應該還不致違反審判獨立原則。
但同樣是大法庭，日本是把全案移轉，而不是抽出爭點讓大法庭去做定奪，再回到承審本案的法庭做終局決定，在多數法官看來會是更好的選擇。這個模式之爭，就見仁見智了，司法院這次轉向，相信有其合理的考量，或許可以在實施一段時間之後再做評估，應該只是技術的問題。
▲最高法院大法庭組織運作。（圖／司法院提供）
顛覆德國大法庭精神
我倒覺得，大法庭庭員採定額，超出法庭總數，而且除審判長與提案庭指定庭員外，九位庭員都採票選產生，僅各庭有一保障名額，已經偏離了德國模式的「小庭代表制」精神，有點仿職務法庭的組成方式，就比較值得商確。須知後者是基於法官自治的理念，完全沒有「庭」的考量，前者則是由原來五人合議的小法庭為統一歧見而共同組成大法庭，從確認見解一律以法庭為對象，甚至不問成員是否已經調動，就知道大法庭一定還是要各庭等額代表才有意義，不等額已經扭曲了這個組成原則，限制兼任庭長人數也沒太大道理，票選更是讓庭員變成「全院」代表，實質顛覆了德國模式大法庭的精神。
這樣的全院代表制不但不利於統一見解的運作，而且把單純法庭間歧見的統一制度，異化為優質法官統領制，而可能在法官之間造成某種差異化，對司法行政也會有負面的作用。這是我對新制最擔心的地方。
至於大法庭容許公開不同意見，雖也是不同於德國的創新，我卻以為頗有可取之處。大陸法系國家一般不會公開法官的不同意見，和其體系取向的法律文化有關，不論獨任或合議的法官都不會把裁判定位為個人法律見解的表述，而毋寧是全民法律意志的追求，自己的法律見解儘可以在法律雜誌上發表，沒有必要敲鑼打鼓讓天下人都知道。唯一例外就是憲法法院的裁判，涉及的是本質有根本不同的特殊司法程序。大法庭為統一終審法院見解歧異而設，本來就已經公告周知國家的法律意志有待統一，不同意見的公開比較不會有什麼副作用，但千萬不要再任意延伸到其他地方。
德國法官一百多年前就出現大庭恐懼症的說法，終審法院很有默契的能不提案就不提案，結果反而有不小的抑制歧異的效果，也較有利於推動專業分庭，在審判獨立和見解統一的價值矛盾上做到相當好的調和。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從事改革者在學習和創新之際，一定要先充分了解背後的文化。無論如何，比起那些還莫名所以的沈迷於所謂金字塔化的改革者而言，許院長的大法庭才是真正搔到癢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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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需要新設「大法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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