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正在迪士尼欣賞美人魚空中曼妙的舞姿，手機突然訊息連連，先是學生要求conference call 討論在厄瓜多的Cotopaxi設立完全再生能源旅店BP的意見，接著朋友詢問對郭台銘可能競選總統的看法，我說晚上回到旅店後會簡短回覆。
要理解商人治國，必先了解治理企業與治理國家的差異，例如我過去所說：
「CEO總統另一項可能的問題是容易產生某些學理與實務的落差。台灣向來偏好學者從政，也屢遭批評與現實脫節，企業家從政雖無學者不諳世事的缺點，但卻有另一種學理與實務差距的問題：容易誤認國家為一個大企業。克魯曼曾經舉例，如果一個國家吸引鉅額外資投資， CEO們幾乎都認為企業的產量因此增加，所以該國會增加出口、減少進口，導致貿易順差。但是在企業層次為真者，在國家層次未必如此，事實上外資淨流入必定伴隨貿易逆差，因為國家經常帳與企業財務報表不同，凡有貿易逆差的國家必須伴隨以出售外國人資產超過購買的數量，以達成經常帳平衡，恰與個別企業的現象相反，導致誤解國際貿易的意義。」
毫無疑問的，郭台銘競選台灣總統的爭議在於：在中國與台灣千絲萬縷又險峻異常的關係下，在中國有龐大企業究竟對擔任台灣總統有何影響？
本質上，中國與鴻海的關係是相互依賴：中國仰賴鴻海的技術提升生產力、與蘋果的關係打入全球價值鏈、促進出口、增進就業、增加官員績效與促進經濟成長。鴻海則仰賴中國所提供大量的稅務優惠、基礎建設的支持、充裕而具性價比的大量勞動力、完整的供應鏈等。
因此即使鴻海今日面對美中貿易戰的壓力，但是雙方驟然分手將互蒙其害，所以接下來必然追問：誰的威脅力量大些？
不過因為談判雙方一個是國家，一個是大企業，與兩個企業或國家之間的議價理論不同，國家與企業不僅目標未盡相同，國家也享有企業所無的正當性的暴力，企業的專屬性投資也限制了「用腳投票」的能力。
但是從台灣的角度而言，誰的議價力量較大並非關鍵問題，因為只要中國存在可信威脅的空間，就可能使郭台銘不會將國家利益置於第一位——至少必須混合個人企業的因素，這使得台灣理性的選民必須權衡郭台銘治理國家的能力與誘因之間的差距。
注意這裡的差距並非如同結合其它統治機制的比較，比如說，家族企業是結合家族與企業兩種統治機制，因此管理學者與經濟學者為此發展出各種理論，這裏的問題要比這深刻的多，但是為了簡化說明，讓我以家族企業的故事開始說起。
家族企業理論中有一關鍵詞是用人唯親主義（nepotism），這是為教宗亞歷山大六世避諱而發明的名詞，亞歷山大六世聰慧好學，善於演講傳道，言詞極具煽動力，他利用包括法國國王查理八世和熱那亞共和國（後來萬里尋母馬可的故鄉，一直是後來稱為義大利的金融中心之一）的金幣，靠大量賄賂擔任教宗，接著利用宗教、賄賂與下毒等各種手段擴權，nepotism就是發明用來描述他濫用職權給予姪子們（nephews）好處的現象，姪子其實是他的兒子，不過按理教宗不該有兒子，所以用nepotism 為賢者諱。
對國家而言，nepotism 即指的是裙帶（資本）主義，我曾經寫過台灣裙帶資本主義的影響，簡單地說，裙帶主義的威力之巨大，具有足以摧毀資本主義的力量，這正是何以在美國歷史上Andrew Jackson 總統雖然爭議不斷，甚至引發國家金融風暴而天下大亂，但是後世經濟史學者卻仍不得不稱讚他的原因，讓我引用Zingales 的話簡單說明：
「1832年，Jackson 必須考慮延長美國第二銀行的重要法案。這家銀行雖屬私人，卻扮演清算機構以及早期銀行監管機構的角色，類似今日的聯邦銀行。作為聯邦銀行資金的保管人，美國第二銀行獲得豐厚的利潤，成為全美最具實力的機構。但它採取的寬鬆借貸政策，導致資金大舉流向土地與房地產，造成廣泛的詐欺，甚至泡沫。
Jackson 調查之後，獲得的結論是：『毫無疑問，這家實力雄厚的機構利用其資金對公職人員的選舉大力施加影響。』Jackson 立刻否決延長執照的法案，以致於在1837年造成滾雪球式的恐慌，雖然引發一時的天下大亂，卻成功地限制金融業對美國政治的操縱。」
這種早期的限制，深刻地促進美國政治的進程，也正因為美國的民主政治在經濟高速成長之前就已大成，所以能夠有效地減少裙帶資本主義的影響，這對美國後來的發展路徑與富強具有根本性的影響（例如相較台韓，經濟發展先於民主政治）。而這種防火牆，正是憂心台灣未來長期發展者，今日思考郭台銘競選總統，所不得不再三沈吟的問題之一。
紙短意長，此乃其一，郭台銘競選總統的其他議題容日後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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