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山人／我是城市人，但心裡有座總登不到頂的山；我是上班族，只能用有限的時間追尋夢想，可我會勇敢前行──這就是城市山人的故事。
誰都沒料到，2019年讓聖母峰躍入新聞版面的原因，竟然會是一張塞車的照片。截至5月30號為止，聖母峰上已逝去了至少11條生命，創下2012年以來的新高（不計因天災喪生者）。
今年，一位曾姓工程師率先登頂成功，然後是詹喬愉（三條魚），成為第12位和第13位成功登頂的台灣人。
恰巧身邊有朋友對此倒背如流，於是藉著他的幫助整理出了一個名單：
1. 吳錦雄, 1993, 台灣首登 [兩岸聯合珠穆朗瑪遠征隊]
2. 石方芳(拾方方), 1994, 下撤時遇上暴風雪失蹤
3. 江秀真, 1995, 台灣女性首登 / 2009, 第二次登頂 [歐都納七頂峰攀登隊]
4. 陳國鈞(小黑), 1995
5. 高銘和, 1996 [中華民國聖母峰遠征隊]
6. 郭與鎮, 2007,台灣完成七頂峰第一人
7. 伍玉龍, 2009 [歐都納七頂峰攀登隊]
8. 黃致豪, 2009 [歐都納七頂峰攀登隊]
9. 李小石, 2009
10. 林永富, 2010, 台灣年齡最長登頂者─57歲
11. 王健民, 2010
12. 曾文毅, 2019
13. 詹喬愉(三條魚), 2019
接下來，我們就從聖母峰的攀登簡史和傳奇登山家的主張來探討一下登山精神。
登山家體現的開創性價值
自英國登山家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於1921年、1922年、1924年三次嘗試登頂，並隨著夥伴安德魯‧厄文（Andrew Irving）消失於風雪之中以來，聖母峰牢牢地捉住了全世界的想像。直到29年後，這座世界最高的山峰才由艾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和雪巴嚮導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藉著供氧設備的幫助，於1953年首登成功。
但比起首登的艾德蒙爵士，即便出師未捷身先死，馬洛里於登山史上的地位絕對不亞於前者。有道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所有成功的八千公尺首登，幾乎都是建立於多次長天數探勘和慘烈失敗經驗之上。
沒有先驅帶回的寶貴資料與經驗，後來者焉能專注於一條看來最可能登頂的路線上呢？
他們所代表的意義，從近代最偉大的登山家之一沃特‧博納蒂（Walter Bonatti）的言論中可見一二：身為登山家的精髓在於挑戰「不可能」和「未知」，首登一座山峰或岩壁最大的障礙除了地形、天氣、海拔上的物理困難度，更不能忽視那從未有人成功的心理障礙。除此之外，他更直言「任何的傳統極限攀登只要缺少了這兩個元素，就只是運動健身而已。」
所以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區分登山者與登山家的界線，在於勇敢挑戰未知與不可能的「開創精神」。
▼聖母峰大排長龍。（圖／CFP）
聖母峰的今與昔：從開創性遠征走向商業化登山
我們現在所見的聖母峰登頂壅塞情況，是高度商業化的結果，也是攀登窗口太短的結果（註一），更有國外嚮導認為原因是路線上充斥著太多體能、經驗皆不足的登山者。在一些登山界泰斗的觀點中，例如義大利活傳奇萊茵霍爾德‧梅斯納（Reinhold Messner），以商業模式登頂的人，甚至根本不配稱得上是「登山家（alpinist）」。
確實，聖母峰從20至30年代的探勘、50年代的首登、60年代的新路線嘗試、80年代的新路線攀登和無氧登頂之後，自90年代起就沒有什麼創舉的空間了，剩下的大抵是「夫妻首登」、「國家首登」、「國家女性首登」、「雙板滑降」、「最速攀登」等等成就，然後還有位盲人於2001年成功登頂。
所以讓我們托著下巴，重新審視一下聖母峰和台灣的現況吧！
這座去年就有800人登頂的世界第一高峰、夢想之山，祂的未知感最終只剩下「主觀的體驗」，而非「客觀的創舉」。舉本土的例子來說，雖然造訪過中央尖山的登山者無數，但對於沒去過的人而言，祂依然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
其他的八千公尺山峰，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而我們台灣人正在爭取剩下幾座八千公尺山峰的國家首登：
1. K2
2. 干城章嘉峰 （Kangchenjunga）
3. 道拉吉里峰 （Dhaulagiri）
4. 安娜普納峰 （Annapurna）
5. 迦舒布魯一峰（Gasherbrum I）
登山家是為何物？
壅塞的登頂行列中，有追求名望與刺激的觀光客，也有真正挑戰自我的實踐者，只是照片裡看不出差異罷了。所以如果你問我，登頂聖母峰，或是其他八千公尺山峰的人，都稱得上是「登山家」嗎？
按照國際登山文化中的傳統定義，不盡然，因為缺乏客觀創舉性的作為。
若是極端一點來看聖母峰的商業登山，擋在峰頂和客戶之間的障礙，就是體能／體質、金錢和時間；如此一來，我們看到的不免就只是他們的體能／體質（氧氣瓶於高海拔可彌補這一點的不足），動輒30,000美金以上的代價（但大部分客戶會付出45,000美金，最豪華的套裝甚至可達130,000美金之譜），以及長達兩個月的攀登週期。
如此一來，是否會營造出體能未達頂尖也能挑戰8848公尺的假象？絕對是的，有些準備不齊全的登山者於攀登過程中或下撤中失去行動力，都必需靠著雪巴協作又拖又拉，狼狽萬狀之餘更是危及了援助者的性命。這類商業登山的爭論，近年可說是不停地盤旋於各大巨峰之上。
假如要遵守老派登山的「公平競爭（fair game）」原則，那麼我們預期登山者會只購買最便宜的基地營套裝服務，或是以不借助外力支援的「阿爾卑斯式（alpine style）」來嘗試登頂，這才是比較符合傳統定義上的登山家作為。
畢竟，只要我們能登頂並活著回來，似乎重點就只有登頂過這件事了，是嗎？就登山家的菁英圈子來說，登頂八千公尺的山峰早就不是創舉了，而是要看「過程」──路線、季節、方式、耗時、無氧等等。
我無意妄加評論挑戰自我的強者，只是希望大家能由宏觀的角度看待高海拔攀登──和與之共伴的商業登山活動。
回到台灣，回到開創的初衷
接著，我們心平氣和地從歷史的角度看待這件事情吧。
西元1951年，當博納蒂皺眉仰望那看似不可能征服的大兜帽峰（Grand Capucin）（註二）東壁時，台灣才擁有第一支由民間組織的登山隊伍「中央山脈玉山團 」；奧地利登山傳奇赫爾曼‧布爾（Hermann Buhl）於1953年無氧首登南迦帕巴峰，在8,000公尺以上被迫站立露宿一夜時，台灣的救國團才組織了夏季玉山登峰先行探勘隊 ，成為戰後首度從八通關方向下山的登山隊伍；梅斯納於1972年無氧首攀馬納斯魯峰西南壁時，四大天王才甫定出百岳沒多久，為台灣登山的黃金年代揭開序幕。
這個巨大的鴻溝，讓我們從80年代才開始將觸角伸出寶島，90年代才進入喜馬拉雅的領域。是我們的登山前輩勇敢地往更高處邁步，不斷從零改進各種技術、裝備、知識上的短拙，這才有屬於台灣人自己的海外遠征故事。
也許從國際攀登史來看，我們現在就如同台澎金馬的總面積一樣，跟世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但這是個漸進的過程，而我相信透過新一代登山者，如「K2 Project」呂忠翰、張元植二人組的計畫，我們也正在透過一扇嶄新的窗戶，從這座蕞爾小島的3,952公尺，看到8,000公尺以上的世界屋脊。
雖然台灣登山距國際水平仍有遙遠的一段路，但此乃非戰之罪，我們不應就此氣餒！
回到登山精神的根本「開創」，我們寶島還有許多的進步空間，需要更多人帶回激勵人心的故事，喚醒社會大眾追求崇高的渴望，唯有如此，我們的自己的登山文化才能得到積累，才能培養出更多具潛力的登山者，繼續奔走於名為冒險的路上。
這個過程，我們就一起加油吧！
註一：補充說明一下，2018年就有個長達11天的攀登窗口，讓各支隊伍能夠喬出登頂的順序，避免大家塞在最後稜線上動彈不得。）
註二：「 Grand Capucin」得名於其山體貌似方濟各會士之兜帽，且譯為「僧侶」有和Mönch混淆之可能，因此採這個名字。大小之分則來自一旁的「Petite Capu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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