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瑋/《和杜維明對話》5之2:面對民粹 建立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

 

▲杜維明教授認為本世紀是人類文明轉型的關鍵時期,在2019年以前以為不必考慮的,都要重新放進來考慮了。(圖/《ETtoday新聞雲》資料照)

▲▼雲論作者周天瑋(律師)。●周天瑋/專欄作家,美國金融與國際投資律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博士,曾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和復旦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著作有《法治理想國:蘇格拉底與孟子的虛擬對話》,在中西哲學與東西方比較課題別有心得。

周天瑋:讓我們聚焦省思一下在文明對話底下中華文化所面臨的問題。在一方面,有這樣的觀點認為按照西方工業革命以後所逐步建立的學科體系來劃分,近1千年華夏民族對人類幾乎沒有重大的思想文化貢獻。科學界4千個法則,猶太人貢獻達到15%,華夏貢獻不到1%,彼此反差懸殊,而且東方沒有出現類似於牛頓、洛克、亞當•斯密等等大思想家。可是在另一方面,王陽明心學體系壯而東渡,他的哲學貢獻,在500年前是重大而顯著的,目前看起來仍然價值非凡。在8、9百年前,南宋永嘉學派提倡義利並舉,永康學派主張王霸並用,350年前黃宗羲思想啟蒙振聵,也都具有極大的現代性。

▲杜維明早年在北京國子監參加中華孔子學會的成立大會,右三為梁漱溟。(圖/作者提供,杜維明和Ai Bei版權所有)

杜維明:進步的思想和科學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也就形成了科學主義。西元前六世紀軸心文明當時是多元的,人文與科學對精神文明都有貢獻。但是西方啟蒙以來,對人類文明形成了不同的看法,韋伯提出現代化便是理性化,形成為19世紀的主流思想。但伏爾泰、萊布尼茲、沃爾夫等思想家,並不認為18世紀的西方是世界最高的文明,而認為中國當時最高,如果傳教士沒有將中國文化帶到西方,當時根本不會出現西方啟蒙。在鴉片戰爭前夕的1839年,中國經濟佔世界的20%,超過美國此刻的佔比,也超過當時的英國,可由於康雍乾三朝斷絕東西交流1百多年,西方工業革命改變了一切,導致鴉片戰爭一敗塗地,中國從此一蹶不振,民族自信心喪失。西方的力量根源於希臘的哲學與科學以及希伯來宗教,這兩股力量在18世紀之後如日中天,可是科學與宗教的矛盾也愈來愈嚴重,從弗朗西斯•培根所看待的人類中心主義和科學力量,到現在宗教與科技的衝突已經愈演愈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提出了這個問題:「21世紀宗教會扮演什麼角色?」本世紀是人類文明轉型的關鍵時期,在2019年以前以為不必考慮的,都要重新放進來考慮了。至於中華文化,存在著歷史記憶的問題。五四運動讓「救亡」壓倒了「啟蒙」,可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必須是「啟蒙」,讓「德先生」和「賽先生」發生作用,從而恢復民族自信,五四不僅只代表愛國主義。解決困境要有各種方法和手段,但是另外有一個根本問題:「認同」,我們更應該積極處理認同問題,去了解自己,去組織社群,與其他族群建立合情合理的關係。我們要問這樣一個問題:「做怎麼樣的一個人可以對人類社會有貢獻?」西方哲學目前相對領導世界思潮,但是以希臘哲學為主的西方,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對人類認同問題,沒有全面解決之道,以人類為中心的觀點受到質疑。所以,中國為什麼要站起來?因為中國有一個符合儒道思想的「和而不同」的道路,不走強權政治。儒道傳統對認同問題有理念、有實踐價值、對人類社會有益,但是我們本身要相信,要在方針上面體現出來,而不是做表面文章。只言利、不說義,我們一定輸。社會學家費孝通總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一個處理不同文化關係的十六個字,每一個民族有自己的特長,但也有著欣賞其他民族的特長的能力,世界就會更和諧。總之,我們需要建立起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Corporate Critical Self-Conciousness)。

▲杜維明在柏克萊和作者對話三個半小時,精神奕奕。(圖/朱寶雍攝影)

周天瑋:您提出過「啟蒙反思」這樣一個觀點,論證儒家哲學思想是豐富的而且可以有助於矯正西方啟蒙運動帶來的對自然的破壞和人類中心主義。您也提出過「文化中國」,要超越地域與政治版圖的局限,為研究中華民族的自我認同及文化特徵提供理論。不過,談到思想認同,不能不說到即使在中華文化里面,儒家思想正統能否接受道家的問題。

杜維明:李澤厚提出過「儒道互補」。中國之所以可以發展,是開放吸收、百家爭鳴的結果。孔子有道家隱士的一面,墨家與儒家互有影響,法家和儒家通過荀子,彼此有密切關係,印度文化對中國影響到宋明儒學的發展。現在,中國要處理西方文明思潮,不限於民主與科學,還要走到更根本的自由與人權。嚴復說,「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你的文章也討論過這方面的問題。貝淡寧教授提出的反自由的民主,我擔心會與專制合謀。權力會腐化,需要分權和監督,「權威式的民主」,就好像「殘忍的仁愛」,本質上相互矛盾!中國馬上民主是做不到的,但是可以選擇開放、多樣和進行權力分配。

周天瑋:李澤厚所說的「儒道互補」似乎在道家方面偏重論述莊子,忽視了老子,而且將道家思想錯誤地限制在出世與退隱的範疇之內。關於這個子題,我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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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家,美國金融與國際投資律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博士,曾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和復旦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著作有《法治理想國:蘇格拉底與孟子的虛擬對話》,在中西哲學與東西方比較課題別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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