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瑋／《和杜維明對話》5之1：我們誤判了全球化

▲杜維明教授認為目前的世界局勢主要來自於早先對全球化的誤判。（圖／pixabay）

●周天瑋／專欄作家，美國金融與國際投資律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博士，曾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和復旦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著作有《法治理想國：蘇格拉底與孟子的虛擬對話》，在中西哲學與東西方比較課題別有心得。

杜維明教授是當代著名儒學家，在世界舞台上，被認為是當今最有影響力及創造力的思想家之一。 5月27日下午，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左近杜府登門就教，與他做了三個半小時的一共五個方面的對話。在座的有他的老朋友朱寶雍女士、林文月教授、陳鼓應教授的夫人姍姍女士以及許珏方先生等。

杜先生祖籍廣東南海，在1940年生於雲南昆明，9歲從上海赴台，1961年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1968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哈佛大學。他曾經擔任哈佛東亞系主任和宗教委員會主席，1996年至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他並且榮任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和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士。 2010年，他創辦並出任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

在他出任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之後，杜先生的主要時間都在北京，目前在柏克萊休假。

▲▼杜維明教授。（圖／作者提供）

▲杜維明在柏克萊和作者對話三個半小時，精神奕奕。（圖／朱寶雍攝影）

周天瑋：杜先生一生構建了「21世紀儒學創造性轉化」、「啟蒙反思」、「文化中國」、「文明對話」和「精神人文主義」五大學術實踐與論域，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文明對話」論域，或許有人不知道構建此論域者是誰，但是它已經是學者們所廣為採納，公認為緩解文明衝突的重要途徑之一。在文明衝突愈來愈凸顯的當下，請您就「文明對話」的實踐這個代表作，說一說當初提出的背景和涵義？

杜維明：首先我應當說，文明的對話自古以來就有，軸心文明彼此之間、儒學與其他學派之間、世界各國之間，都出現過。文明的主要成因是交流，交流便產生碰撞、矛盾和衝突，交流、傳播自然產生對話，通過了傳教士、貿易、武力，對話是人與人之間點點滴滴所積累的、經過理論與實踐完成的工作。嚴格來說，「文明對話」在近30年做為一個新的提法，是因為冷戰結束和全球化而來。1989年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1992年出版成書。他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已經成為人類的共識，無人可以挑戰。他的老師亨廷頓隨後提出不同的看法，在《外交事務》學報提出「文明衝突論」，文明與文明之間因為宗教、價值和信仰的不同會繼續存在衝突。回溯到1893年世界宗教大會在美國芝加哥首次召開，嘗試去建立全球性的信仰對話，當時有印度學者提出了不同的宇宙觀，清朝政府也派了儒家代表參加。100週年的時候，世界宗教議會在1993年再到芝加哥舉行，這個時候，沒有儒學代表了，當時有漢斯•昆（孔漢思）提出一個全球倫理的觀念，得到數百位世界宗教和思想界領袖簽署。隨後，前伊朗總理哈塔米回應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主張世界應該做文明對話，聯合國全體通過將2001年定為「文明對話年」，孔漢思於是提出文明對話的基礎是黃金律：「己所欲，施於人」。我參加了討論小組，提出了我的看法，特別強調儒家哲學所主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觀點所表現的容忍價值。我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表現出尊重對方的最低要求，更可以促進相互交流、相互傾聽和相互理解。當然，《論語》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就是「己所欲，施於人」的意思。我的建議得到了同意。從此，國際社會形成了共識，「對話」已經成為國際之間的一個重要的主張，用來避免衝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後來在巴黎舉行關於文明對話的策略討論，請我撰寫了文明對話的章節。

周天瑋：這真是一段精彩的故事並且是十分具體的貢獻，將「恕道」推廣到文明對話的平台。您對當前世界所呈現的文明衝突有什麼評價？世界的衝突是不是正在導致文明之間彼此拒絕學習和了解對方？從全球化開展以來世界局勢的最新變化來看，整個地球的科技系統幾乎有一種預備一分為二的態勢。

杜維明：目前的世界局勢主要來自於早先對全球化的誤判，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最初的看法是樂觀的，認為富者愈富，但貧者不一定愈貧。但經過40年的考驗，貧富不均更嚴重了，所以出現了反全球化。區域化、國家化和地方化同時進行。當初誤以為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民族主義會式微，外加科學技術的手段和信息的傳播，矛盾與衝突會降低。但是不幸恰好相反，矛盾因為全球化而頻繁化，由於差異所造成的矛盾更惡化了。大家都沒有料到，孔漢思也沒有。

▲▼杜維明教授。（圖／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