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版本的「人權」，引起諸多西方國家的質疑和爭議。（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雁默／自由撰稿人
美國國務卿蓬珮奧近期宣布，要成立一個新的「不可剝奪權利委員會」（Commission on Unalienable Rights），並宣稱「是時候檢視人權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委員會主席由曾任美國駐梵蒂岡大使，哈佛法學院教授格倫登（Mary Ann Glendon）擔任。
一開始令人有點愣住，美國用於外交的「人權導彈」，不是行之有年了嗎？被導彈擊中的國家遍及各大洲，何須再成立一個委員會？
根據蓬珮奧的說法，人權的定義已經失去焦點，他想重新統整這個概念，以審查人權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並說「隨著人權主張激增，部分主張因發生碰撞而緊張，導致有哪些權利得獲尊重的質疑與衝突。」。國務院補充解釋，委員會比較像「研究小組」，「審視普遍人權的概念，以及固有權利與政府規定的權利之間的區別」，「無論你是直男還是同性戀，男人還是女人，還是黑人，白人，棕色或紫色都沒關係」。
聽起來，說了好像沒說，「黑豹」不是已經獲得奧斯卡獎了嗎？同性戀題材不也已經大行其道了嗎？所謂「（個人）固有權利」與「政府規定的權利」之間，在美國還有什麼模糊不清之處嗎？
好在，這個保守右派政府疑似左傾的政治動作，立刻被自由左派打臉質疑，否則外人還真摸不清箇中奧妙。國際特赦組織抨擊這是「人權政治化」，另有自由左派團體批評，委員會主席格倫登一直是反墮胎代言人，因此這研究小組是一種以宗教自由為幌子，削弱LGBTQ與女權的策略。
國際特赦組織認為川普就是個反人權的旗手，其政府所成立的人權委員會一旦外擴至外交領域，只會拉低全球人權標準。
自由左派與保守右派口中的「人權」到底是否一回事？看起來似乎不是，因此左派質疑這是「人權政治化」，毋寧是說，此乃「人權標準右派化」。
身為福音派基督徒的蓬珮奧說 ——人們聲稱某個東西是人權，到底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如我們的《獨立宣言》所稱，我們所有人、人類大家庭的每一分子，都被造物主賦予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
一般印象，美國在對外關係上，民主黨政府屬「價值嘴砲」型，共和黨政府屬「舞刀弄槍」型，無論哪一型，反正就是要軟著硬著壓著你接受他那一套。那當共和黨政府欲發展「價值嘴砲」時，意味著什麼？是不是覺得光是「舞刀弄槍」不夠用了呢？
大致而言，美國奉行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的特徵之一，就是思想流派雖多如牛毛，彼此之間卻有深刻的矛盾。儘管如此，各種流派的額頭上仍都貼著相同的標籤，個人主義、重商主義、民本主義、小政府主義、經濟自由放任主義，只是這些標籤被各種派別染上了不同的底色而已。
既然目前是共和黨當家，我們就針對保守右派奉行的主義切入，說說蓬珮奧為何想搞「人權政治化」。
美國例外論與人權
保守右派的大特徵就是死守「美國例外論」，這個論點轉個面也就是「美國中心論」。保守派認為美國脫胎於英國的自由主義，且沒有歐洲極權，封建的歷史包袱。美國創立於英國社會裡最具個人主義色彩的一批新教徒，他們自認美國是英國的例外，英國又是歐洲的例外，這「例外中的例外」創造了人類史上最自由的政體。
「美國例外論」的核心，就是自由、（機會與人格的）平等、個人主義、民本主義與自由放任的經濟主張。在此理念下，保守右派特別強調「限制政府權力」，反官僚主義，宗教自由，重商主義，並認為美國沒有無產階級，只有資產階級（因為工人階級就很富有），貧富不均的問題只在於「富人太富有」，而不在於「窮人太窮」。
再者，可能也是影響世局最深的，保守右派堅持認為美國具有崇高的歷史使命，應積極地以強大的軍事武力做後盾，將「自由」落實到全世界，這便形成了保守派的愛國主義成色。
說到底，保守右派就是以宗教情懷的尺度來規整諸多現代概念。與之相對的自由左派，則排斥右派的傳統愛國主義，並無興致留戀於「美國例外論」，畢竟在「普世的」自由主義概念下，不應該有「例外」。而自由左派在求取「思想進步」的需求下，「美國中心」這種概念是個包袱。
在政府治理上，保守右派認為奧巴馬的醫保政策（的國有化）是一種「大政府」傾向，強制人民購買指定的產品，違背「限制政府權力」的建國理念，侵害個體選擇權。相對地，自由左派認為川普才是個「大政府」主義者，總以國家力量摧毀左派曾經建立的「新美國精神」，包含種族平權與移民包容等各種意識形態，並孺慕其他國家的威權主義者。
左右派恆久不息的理念鬥爭是方方面面的，而其中一個突出的焦點，即根植於個人主義的「人權」議題。保守派不會承認人權是自由派專利，畢竟他們也是個人主義信徒，但保守派自身的愛國主義與白人優越感，卻時常與（自由派高唱的）人權格格不入，也是事實。
上世紀60年代美國掀起了一場社會革命 —— 黑人爭取公民權利的民權運動。這場文化戰爭為自由左派所吸納，讓左右派思想在美國內部更為壁壘分明。
「少數權利」這個概念很快地上升到「男女性別」層次、「傳統家庭與非傳統性關係」層次，’「信徒與非信徒的傳統關係」層次、「年輕人與年長者」層次。美國社會面臨了「權利對權利」的激烈互槓，權利語言成了美國公共領域的主要表達方式。
當個人權利被高高捧起時，按照委員會主委格倫登曾經的說法 —— 這種對權利的新理解，即強調個體的，絕對的，並表現出一種非社會性與去責任化的特徵 —— 致使許多傳統價值變成了重災區。最明顯的例子，一夫一妻家庭制不再處於道德制高點，人權者主張單親家庭與同性戀家庭亦應有相同的權利。可能這對保守派的格倫登而言，就是一種「去社會性」。
更有些例子顯現在美國法院對「權利」相關案件的判決裡，例如善於游泳者，對溺水孩童見死不救，無需承擔法律責任（前提是其並非肇事者）。換言之，將「個人權利」推到極致，傳統道德，無論是公德或私德領域，都受到嚴峻的挑戰。
此後的發展，「權利」話語解構了美國社會的傳統道德架構。
由此可知，對於以宗教情懷為底色的保守右派而言，建國先賢所彰顯的「美國價值」幾乎完全變了樣，而堅守傳統的美國公民便長期積鬱於「權利」（平權）所帶來的思想壓抑。這就是川普當選的精神底蘊，保守的美國公民「求解放」，不僅只在於就業這類物質需求，也在於思想上的懷舊。
「不可剝奪權利委員會」便是在這種左右思想對抗裡的產物。當「人權」在美國內部都眾說紛紜時，就難以讓共和黨政府將「人權」作為對外關係上的有效工具，因為一旦這麼做，國內絕不乏批判揶揄的扯後腿者。
人權內戰
在中美貿易戰期間，國務卿蓬珮奧對中國發起了「全球詆毀」的行動，但是在「人權」工具上，共和黨政府的說詞，威力遠不如致力與歐洲思想同軌的奧巴馬政府。畢竟，堅持「美國例外論」的保守心態，如何在思想上與「被例外」的歐洲同心同德？
六月，一對薩爾瓦多非法移民父女，溺斃於美墨邊境的格蘭河（Rio Grande），一張令人感到悲傷的照片，與媒體的悲情敘述「兩歲的女童在生命最後一刻，仍緊抱冒著生命危險來救她的父親，一同死去。」，重創了川普的民意支持度。
歐洲在人權標準上自視甚高，怎願意與川普版本的「人權」相提並論？但話說回來，類似的「人權困境」亦發生在歐洲對難民處置問題上的分歧。所以當俄羅斯總統普丁在G20高峰會中批判「自由主義正在反噬自身」，並針對難民問題發難時，與歐洲右派的主張所見略同就一點都不奇怪。
「人權」究竟應如何面對大量外來者衝擊本地居民的工作權、房產價格與生活品質等種種問題，對人權團體或許不是問題，但對執政的政府就是大問題，因為當家的需要「負責」。
也就是說，事不關己、博美的「人權」高調大家都愛唱，一旦自己深陷其中發現那不美好的一面，就肯定會有「多數生存權」出馬對抗「少數生存權」的旋律出現，其實也就是格倫登所言，權利之間的相互對撞，難以避免「去責任化」的結果：游泳健將沒有責任救助溺水的孩童，只要他不是肇事者。
人權概念的內部矛盾，當然是可供保守右派重新崛起的土壤，這趨勢也必然會使自由左派心生警惕。當保守派意圖與自由派思想和解時，自由派只會認為諸多保守派思想會被嵌入和解議題裡。
「造物主賦予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到底是什麼？「負責任的個人主義」又是什麼？這類宗教性暗示與社會性前提，自由派聽了就頭皮發麻，又怎麼可能得出標準答案？
不能思想和解，就得訴諸思想箝制，保守右派所能做到的極致就是麥卡錫主義。對自由左派而言，蓬珮奧想搞的說不定就是人權版的麥卡錫主義，對於「人權政治化」，「人權保守化」當然會反對到底。
對於世界各國來說，美國的問題就是管太多，物質上和心靈上的都要管。保守右派那種自由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感與侵略性，令人反感。自由左派那種不切實際地唱高調，並誘迫他國合音，也令人厭惡。
對美國自身而言，問題出在永無止盡的思想內戰。在一些軟性的推銷中，美國思想不乏積極正面的進步意義，但工具性地強迫推銷，又抵消了前述的貢獻。因此，將思想作為外交工具與對抗武器，美國只會毀滅自己的價值正當性，畢竟家中還在「內戰」，總不乏反對者，各國也都看在眼裡。
總而言之，蓬珮奧工具性利用「人權導彈」即便能成真，也肯定不會像貿易戰或科技戰那樣產生精純的美國共識。
「人權」在美國社會所造成的尖銳對立，會對師法美國的國家造成困惑，而自從川普上台後，這個存在於美國社會的矛盾則更外顯，現在，我們已經很難辨認什麼才是「美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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