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陸經濟改革之後，通往中國的貿易窗口。香港究竟有何具體目標與長期的競爭策略呢？（圖／CFP）
●盧信昌／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台灣競爭力論壇知識創新組召集人
眼前在香港發生四個月餘的抗爭，情勢演變至今，可不會只有新世代的滿腔忿恨做支持的；部分媒體與一般人只看到的表面，則是一國兩制的失敗。但究其實，香港上下正逐步接受自己的處境，和華人社會所特有的人本價值觀；經此一擊之後的香港政府，已然擺脫過往作為「準」東印度公司的買辦性質。
未來的香港，勢將逐步展示其在人本價值與平衡階級利益上的積極作為，務必傾其全力來建構繁榮的世界大同觀，並具體實踐真正的平等、均富路徑。於此紛亂之際，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夫人，何晶女士，也在十月底於其個人臉書發文，回應媒體認定的無端指控，關於新加坡是否在從香港的局勢中獲益。
一方面，何女士先提出香港與新加坡系出同源，都曾經歷過英國的統治；也扮演西方利益進入鄰近地區的主要窗口。除此之外，這兩個經濟體是截然不同的；新加坡更不是，也不會只是香港的「競爭對手」。其次，隨著中國經濟的改革力道，香港的競爭者其實是在中國內地的城市，深圳、上海和北京。
冷戰，曾給了香港無與倫比的機遇；其後，隨著香港製造業遷往台灣或是中國內地，香港流失大量的製造業崗位和第一線的生產管理階級；到如今，香港早已成為中國內外的服務中心。像這樣的時移境遷，和當事人所必要做到的與時俱進，即使在1949年英國重行接管香港之際，也是如此；當時中國的金融和工商中心，仍舊在上海和天津。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夫人，何晶女士。（圖／翻攝自何晶臉書）
中國經濟規模，到2000年還只是香港的6倍高；但到了2018年，香港卻僅佔中國GDP的3%。而同一時間的新加坡，則戮力做好轉型升級，爭取到包括IBM的主機生產、記憶體設備SEGATE與西門子在內的國際大廠。因此，再繼續糾結於資金、跨國企業總部和高端人口，會否往新加坡做流動；但卻無視於資金和人口，長期流向美、加、澳洲與英國等處，其實無濟於事的。
何女士說：「正如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出身，香港和新加坡也無法自主選擇自己的地理位置。香港在歷史和地理上與中國緊綁在一起，同樣的，新加坡在地理上與東南亞密不可分。約十年前，一些跨國企業決定把公司遷往中國城市，如上海。無可否認，一些中國人移居香港，或遷往香港工作或生活。對一些中國人而言，香港具有吸引力—它較少約束，例如沒有計畫生育的要求。但是，這些在中國已開始逐漸鬆綁。如果中國繼續放寬一些政策和改善生活條件，香港屆時面臨的真正挑戰是自己在中國、在世界還能扮演什麼角色？」
何女士不免要質問的：作為大陸經濟改革之後，通往中國的貿易窗口；更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時，從製造基地有在角色扮演上的重大轉變。但香港究竟有何具體目標與長期的競爭策略呢？
在文章末了，何女士更語重心長的呼籲，「各位，為了給我們的人民、國家、家庭和後代一個更美好，更善良，更安全的世界，讓我們保持冷靜，深思熟慮，按部就班，果斷前行。」
▲筆者呼籲財富階層與當權者，遲早要跳出窠臼和過往保護傘，主動關切和回應底層社會的人心走向。（圖／香港01授權提供）
因從生產技術與社會條件的改善，人們追求更高的自主權和參與的信心，也增強了。可不能忘記，即使是西方的社會體制，從黑暗時代結束以迄，一直都在做如此的演變。就像是在神聖羅馬帝國時期，即成為自由城市（FREE CITY）的漢堡，當時即有如此的位階設計，因而有其在人文與政經發展的充分揉合。
香港不該妄自菲薄的，就是在一國兩制之下繼續做自由城市的獨立發展；不該輕言拋棄的努力，就是以社會實驗的勇敢嘗試，做好對各類政策興革的總體檢證。財富階層與當權者，遲早要跳出窠臼和過往保護傘，主動關切和回應底層社會的人心走向。專業菁英更不該以言詞煽惑青年學子，逃避其社會責任；而必須做好對於民主神話的批判，積極消弭階級對抗的一再發生。
可喜的是，如今的資訊科技與在生產能量的突破，正提供了社會體制做轉型實驗的新契機。眾人一致參與的勇敢改革，新加坡政府的成功正有如此的戒慎小心；香港的政經大未來，也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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