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紙又被搶購一空！防制爭議訊息不能用傳統思維

▲網傳爭議訊息，請民眾儲糧1個月以及提領所有銀行存款（圖／記者劉昌松攝）

●陳祖輝／大學助理教授，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法學博士。

3月18日傍晚家人告知要記得儲備糧食與民生必需品，我當時直覺的想法是，因政府宣布19日起禁止非本國籍人士入境，在外界的輿論說法，即形同「鎖國」，因此民眾擔心肺炎疫情持續升高，政府此舉是否宣告台灣疫情防治將要面臨失控危機？

我當時告知自己親友，你們的訊息從何而來，他們說：「網路上的說法」，而且18日起北部各大賣場已出現非理性的搶購物資人潮，架上衛生紙搶購一空，甚至賣場只好下限制購買令等可以印證。

雖然這則網路爭訊政府追緝明快，在20日調查局已抓到散布爭訊者，讓搶購囤貨事件可以暫告落幕。吾以為，本次事件凸顯在台灣防疫期間，民眾對公共衛生觀念上的認知大於爭訊恐慌心理，可見民眾心防普遍脆弱，對政府應處爭訊的能力信心不足。

此外，由於恐慌心理的作祟影響下，1月下旬的搶口罩、搶買酒精等的搶購行為雖非受到爭訊影響外，過去仍可見因爭訊搶購衛生紙等非理性消費行為，最主要因素在於台灣因物資流通訊息不夠透明，加上民心的警覺性相當高，一旦爭訊散布時，民眾非理性辨識能力不足，將有利於有心人士伺機獲取好處。

對此，吾人認為當前我國面對爭訊時，凸顯出三個潛在風險：一是資訊不夠透明，政府應變方式有待加強（蒐證、澄清、逮補造謠者的處理過程太過僵化）；二是對網路非理性言論監控有餘，惟警示能力不足（對某些證據不明且瞬間流量太大的訊息，張貼平台管理不夠明快）；三是基層通報的機制與應變措施不足。

▲被搶購一空的貨架。（圖／記者唐詠絮攝）

善用數位科技　防制犯罪不能倚靠傳統思維

首先，從18日筆者從家人告知有此爭訊時，就現有的社會機制上，我們一般民眾無像110／119等通報平台即時檢舉，只能靠民眾自己的常識來判斷。因此在無法第一時間杜絕或澄清爭訊，甚或無法在第一時間暫時下架該爭訊，即已種下民眾恐慌心理。

二是當民眾在網路上看到爭訊時，其透過各種平台轉貼或傳播，導致民眾接收訊息時已不是原始爭訊的畫面，大家看到的已是個人的Line或臉書等訊息平台，原始的XXX文化交流協會，既名不見經傳，又無人知曉該協會是甚麼單位，所以一開始的原始資訊會遭到轉傳後，反而增加其可信度，也在此途中增加民眾的個人信用背書，進而形塑一個「泡沫式爭訊」。

人與人基於信任關係相互告知，已經忘了要查證與檢舉的義務。這是爭訊形成時，被信用製造的過程，因此凸顯網路監控有餘，但警示或要求查證的機制是缺乏的。

三是當民眾聽信友人善意告知到搶購民生物資的過程，凸顯政府基層治理中缺乏物資流量定向回報機制，例如賣場在平日正常流量的平均值，瞬間超過2倍或3倍時，如果不是民俗節慶或特殊需求，這時賣場有無義務第一時間向所在地政府單位匯報異常流量？

賣場內哪一款物資短時間被民眾搶買，賣場人員有無隨機抽樣消費者，向製造商及政府通報第一線異常購物情形，換言之，第一線物流通報網的機制有無串連起來，還有供給與需求的短時間落差，政府需要多少的時間反應？這一系列的應變措施，有無SOP機制教導賣家與消費者，我們似乎不夠清楚。

21世紀的犯罪防治，有人說已邁入數位化科技的犯罪預防，因為政府防治犯罪的策略不能僅停留在防處傳統犯罪的角度，還必須要有高科技知識觀點來預防犯罪。吾人心想，為何口罩實名制後可以逐漸降低民眾的搶購恐慌，最主要在於資訊透明，尤其政府設計口罩購買的APP後，民眾可以掌握住家附近藥局的口罩存量，因此可以達到分散人潮，甚至制約其非理性行動的目的。

▲搶購泡麵的民眾。（圖／記者屠惠剛攝）

澄清爭訊應納入政府國家安全層級考量

從本次搶購民生必需品的爭訊以觀，政府在因應問題上，仍有許多改進之處，包括第一時間監控到爭訊時，有無限時要求張貼者拿出實據，否則立即撤下消息。其次民眾收到似是而非的爭訊，有無簡單且方便的舉報平台，可以在最短時間化解疑慮。

第三賣家發現民眾搶購特定物資，造成異常流量產生，其與政府間的通報機制與反應，如在一小時內衛生紙遭搶光，此時立即制定因應對策，包括以實名制購買衛生紙，或是暫時遇缺不補，俟一天後由政府公開購買規則或澄清外界疑慮後，再賣有關產品。第四爭訊的即時澄清，有時不必然能立即遏止民眾非理性搶購行為，只有採取類似股市熔斷機制構想，暫時制止民眾交易，或是以實名制方式限購物資，讓搶購潮的恐慌氛圍逐漸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