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九平 黃治金 圖／多維TW提供
美國大選結果塵埃落定，即將迎來拜登（Joe Biden）時代。拜登將如何處理中美關係這一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備受矚目。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和右翼勢力在短短四年內對中美關係進行了一次近乎顛覆性的調整，改變了歐巴馬（Barack Obama）時期較為均衡的競合關係。在白宮濫權、國會懶政和黨爭愈加極化的大背景下，美國社會和政界形成了對華強硬的新共識。拜登上台後，也只能在這一共識基礎上，進行對華關係的調整，任何示好的舉動，就會被視為軟弱和妥協。所以，尚未上台，拜登便表態，不急於取消加徵的關稅，不立即撤銷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不輕易加入新的貿易協議。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從小布希（George W. Bush）到歐巴馬，美國官方一直主張「歡迎一個和平崛起的中國」的立場。到了川普政府，這句表述消失，言行上否認中國大陸崛起，否認中方的科技及經濟發展成就，並採取霸權手段封殺和打壓。拜登及其提名的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等國安會成員也不再提及「歡迎和平崛起中國」，取而代之的是川普政府的類似指控，比如中方「掠奪性」經貿政策、盜竊智慧財產權和國企的不公平優勢等問題。只不過，和川普不同的是，拜登主張和盟友及合作夥伴形成統一戰線，再應對中方：拜登最近曾談到新政府外交政策的總體方針，即美國回來了，美國不再是單槍匹馬；候任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稱，拜登打算在第一個任期之初，組織一次全球民主國家峰會，這是他組建統一戰線，抵制俄中等國日益猖獗的獨裁統治的更廣泛嘗試的一部分；布林肯強調規則與構建「民主國家聯盟」，支持歐巴馬時期的「重返亞太」戰略。
如果僅限於手法不同，那麼拜登對川普政策的調整，也只是皮毛。回首1978年12月中美兩國建交，是時任卡特（Jimmy Carter）政府承認「一中代表權」轉移，視北京政府「合法」的結果，對照如今拜登需要回答的根本問題，則是久違的中美之間的「再一次承認」的時刻：美國是否承認中國大陸的崛起，如何與崛起後的北京打交道。這是決定中美關係走向的基礎。
打壓對手 無法解決問題
川普政府過去四年在右翼的推動下全面對抗中國大陸。歸根結柢是川普拒不承認中國崛起，而採用霸權打壓中方。不過，不承認不代表不存在，打壓未必就能把對方打回原形。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10月13日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2020年，中國大陸經濟將成長1.9%，到2021年，更將達到8.2%的成長，與美國的經濟規模差距將縮小至25%。按照IMF估測，在歐巴馬2008年勝選時，中國大陸經濟規模僅為美國的31%，但到2021年拜登上台，這一比例將接近75%。
曾提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家艾利森（Graham Allison）10月15日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網站就此發文評論稱，按照購買力平價（PPP）這一IMF和美國中情局（CIA）公認的對比國民經濟方面最精準的衡量標準計算，中國大陸當前的經濟規模（24.2兆美元）已超出美國經濟規模約（20.8兆美元）六分之一，美國不得不承認且不願意看到的現實，是中國大陸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保守地說，經濟學家則普遍預測，到2027年左右，中方GDP總量將全面超越美國。
事實上，中國大陸已然取代美國，成為主要國家的貿易夥伴，比如中國已經連續四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東協也已超越歐盟，成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在疫情年，中國也成為了全球口罩及其他的防護裝備的生產中心。根據大陸官方2020年12月公佈的數據，11月出口超出預期，與東協、歐盟和美國三大貿易夥伴之間的貿易順差明顯成長，這一態勢有望持續到2021年上半年。
除了經貿層面，中國大陸也加大了金融改革力度和科技領域的基礎建設投入，包括推動創新、調整國企的角色等。在疫情與貿易戰背景下提出的內循環，基本也為下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規劃奠定了基調，即緩解對出口的依賴；中方的科研投入也在逐年增加，2019年投入在GDP中佔比為2.23%，緊追美國和日本的2.83%和3.26%。美國科研投入和品質仍然較高，但中美的差距正在縮小。
十多年來，世界經濟格局的轉變之勢已經非常明顯。即便川普保守政府透過霸權手段全面打壓中國大陸，甚至推動和中國脫鈎，都無法阻礙中國經濟和科技的持續崛起。拜登如果只是換個方法進行打壓，則無異是繼續掩耳盜鈴。
新世界已「回不去了」
「美國回來了，我的施政計劃雄心勃勃且非常激進」，美國將「準備好再次領導」全球舞台。拜登11月24日公佈首批內閣成員名單時，在記者會上信心滿滿地說。
沒錯，美國是回來了，至少開始重回菁英政治。梳理拜登公佈的內閣成員名單不難發現，人員兼具多元化、包容性，白人、非裔、女性、專家學者等，來源非常廣泛。
但是美國回來並不代表川普過去四年的外交影響能一筆勾銷。從盟友對拜登政府的反應看，美國的領導力並不易恢復。比如德國國防部長康坎鮑爾（A. Kramp-Karrenbauer）11月2日撰文稱，歐洲在軍事上仍然要依賴美國。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11月16日對此宣稱「完全不同意」，即使歐洲正在與美國「新政府」打交道，而且「新政府」可能會帶來更友好的關係，但歐洲仍然需要自己的獨立和主權防禦戰略，「就像美國和中國打造的自主一樣」。法國政要的言論，表明過去四年歐盟開啟的增加自主性和獨立性的進程，不會因為拜登的上台而終止。在大變局的時代，獨立自主是歐盟的需要，是基於美國單極霸權式微、中國崛起、世界多極化等因素而深入推進這一現實，不因美國領導人的更迭而改變。
美國的亞太盟友中，各方對拜登的反應也沒有想像中那麼熱烈。日本首相菅義偉只是說儘快安排與拜登團隊會晤，這和2016年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在川普勝選數日後就飛赴美國迥然不同。以往各國會在美國新領導人上台後優先安排和美國的外交議程，但這次沒有等到拜登公佈其亞太主張，日韓、東協等東亞各國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菅義偉一邊爭取拜登承認協防釣魚台，一邊積極建立和中方一起解決東海相關問題的機制。11月末，大陸外長王毅訪日期間，中日開通了疫情期間的商務快捷通道，中韓也達成了十項合作共識。在沒有確定拜登何時訪問時，首爾正在安排習近平訪韓。可以說，拜登上台並未改變各方與中國大陸關係的發展趨勢。
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世界也不是過去的世界了。過去四年，捲入中美衝突、受到明顯教訓的是加拿大、澳洲等美國盟友。儘量在大國之間中立，是無法逃避的國際現實選擇。如今美國的盟友們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已有了充分認識。川普剛上台時，美國的一些盟友還抱有幻想，希望由美國主導，組織對華陣線，但在川普不分敵友的貿易戰政策下，這些盟友有不少已轉頭與中方建立良性互動關係，比如日本過去幾年改善了和中方的關係。拜登上台後，如果重返聯合盟友的外交路線，能否奏效還是未知數。
直面中美結構性矛盾是美國以及全世界都無法繞開的話題。美國必須回答是否承認中國大陸的崛起，以及如何與中國打交道。美國的盟友們面臨無法簡單追隨美國領導、歡迎美國回來領導世界的局面。
亟需新思維的美國
重回領導地位，這樣的說法是美式話語體系，表示美國還沉浸在忽略中國存在的霸權美夢中，不肯醒來。
而現實是，不僅中國和世界變了，連美國也同樣不是原來的那個美國了。此次大選亂象足以證明，美國社會矛盾之尖銳，兩黨分裂形勢之嚴峻。過去四年，川普沒有在彌合分歧上做出貢獻，他拒絕認輸，是進一步加劇社會極化的表現。
拜登此任結束後，如果再換共和黨上台，誰又能保證美國不會將政策調回川普時代？美國國內政治的極化，以及在內政外交幾乎所有問題上的嚴重對立，本身就說明美國病得不輕。美國的內政分裂如果不解決，外交的分裂就不可能彌合。這將帶來美國政策的反覆，讓各國無法適從。美國政策的不可預期性，是最大的問題。各國都有自己的發展任務，不可能特別為美國的缺席而買單。
美國遇到的問題，歸根結柢還是美國自己的問題。美國能不能重新領導世界，要看它能否為解決世界性問題做出貢獻。打壓中國，只是轉移了美國國內的視線，轉嫁了矛盾，卻並不能解決美國自身的問題。
拜登提名的蘇利文和布林肯提出全球民主國家聯盟這個主張，試圖以民主來統領團結四方。但是真正具有黏合作用的，會是民主嗎？這或許是美國和民主國家的最大共同點，但不一定是美國和它們的最大利益交匯點。意識形態手段是美國擅長的，卻並不一定是最有效的。
拜登如果僅僅致力於推翻川普的政策，重回以往的主張，那麼美國只會在原地踏步。時代要求拜登的政策要有新變化，拜登的決策要更有政治家眼光視野和魄力。不用霹靂手段，就根本無法彌補被川普弄丟的四年。若只想回到四年前，註定不會奏效。機會的大門不會一直向美國敞開。
拜登的角色與使命
和前任們不同，拜登是中美建交以來兩國實力變化的見證者和參與者。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拜登作為美國參議員代表團成員，首次訪問中國大陸，彼時美國視中方為制衡蘇聯的東方大國。1991年8月，六四事件之後，中美外交重啟，拜登當時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身份，率參議院代表團訪中。彼時美國試圖用意識形態滲透，來改變社會主義中國。2011年8月，擔任副總統的拜登曾帶著家人訪華。當時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瞭解未來的中方高層，與習近平建立關係。彼時的中國剛剛超越日本，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縱橫美國政壇數十載的拜登，對中國大陸不可謂不熟悉，對習近平不可謂不瞭解。現在作為決策者，他更應認識到中國崛起的現實和美國領導力的軟肋。
對北京展現強硬姿態，有國內政治因素的考量，是為了執政的順利與方便。但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從歷史角度，理性看待中國崛起、制定與中國打交道的正確策略，是拜登及其團隊必須面對的課題。
近來不少中國大陸外交官頻頻公開表示，要排除各種干擾阻力，實現中美關係平穩過渡，爭取使下一階段的中美關係重啟對話、重回正軌、重建互信。不約而同的用語，暗示了中方對現階段的中美關係有著清醒的認識。無論川普任期結束前如何挑釁，可以預期，中南海都將保持基本的克制。
大陸的資深外交官傅瑩11月24日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發表題為《中美構建合作-競爭關係是可能的》文章，提議重新啟動中美關係。王毅近來也提出「重建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戰略框架」，「北京的對話大門始終敞開著，雙方可以梳理形成對話、合作、管控分歧三份清單，為從整體上釐清、維護和發展中美關係提供更清晰的脈絡」。這些都代表著中方試圖正面構建與拜登政府的良性互動關係。北京已主動伸出橄欖枝，將球踢向了拜登一邊。
無可諱言，中美在諸多問題上的結構性矛盾仍會持續爆發，競爭也只會更加激烈。中方對此自然有充分的心理預期，不至於天真期待拜登上台後中美就回歸平靜。其中，最令北京擔憂的狀況或是雙邊關係陷入外界預言般中的修昔底德陷阱。但一個理性、行事風格可預期的美國領導人，應該也不會將中美關係突然引入不可測的歧途。
從這個視角看，中方對拜登的態度必然是積極的，北京沒有理由不歡迎一個理性的拜登。
美國向內看 是好的開始
拜登如果承認中國崛起，給予中美平等的大國地位關係，無異於承認美國霸權衰落，美國菁英也不會認可。但如果對華認識不改觀的話，美國菁英對中方的嫉妒、恐懼和焦慮等複雜情緒就會持續，很容易讓美國立法者和決策者喪失理智，從而鋌而走險。
拜登團隊找到的暫時處方，是外交決策要優先服務於內政利益，尤其國內勞工利益，同時加大對於教育、科研、人工智慧、基建等領域的投資。美國領導力出現問題，也和這方面止步不前有關，而並不是「中國用不正當手段超車」。一如蘇利文6月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演講時提到，美國想的不該是如何讓中國減速，而是如何讓自己發展得更快。
美國開始從自身尋找不足，這是一個好的開端。當年川普團隊也注意到了這種不足，但開出的處方是在國內對富人減稅，在國際上退群和毀約，同時推動反共反中。這反令美國更孤獨，凸顯了美國的不自信。拜登則比較務實，他在提名國防部長、財政部長、貿易代表等關鍵職位時，都優先考慮了內政視角，目的就是為了全面推動國內建設。
這也是一個好的訊號。希望美國從內政上找突破的同時，能夠更新對中美雙邊關係的認識，認識到兩國彼此的依賴度以及在國際舞台上所處的正當位置和該享有的話語權。比如，在美國人工智慧、基建投資等領域，只要合理地處理好國安顧慮，中美之間互利共榮的合作空間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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