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獨立，但不孤立》書封。（圖／商周出版）
●《你可以獨立，但不孤立：如何在疏離的時代下建立真實的情感連結與社群支援》／芙爾．沃克（Val Walker）
數位時代的孤立
我們看似交遊廣闊，臉書上有四百個朋友，卻找不到真正可以依靠的人。諷刺的是，即使社群媒體發達，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卻是不斷蔓延的流行病。
不論幾歲的人都有可能被影響，好比在IG上沒人搭理的青少年、約會網站上乏人問津的Y世代、鴉片類藥物成癮的家人，或無人關心的獨居老人。
▲即便現代人臉書朋友眾多，但人們依舊認為自己缺乏朋友。（圖／路透）
二○一四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報告指出，自一九八五年以來，缺乏親近朋友的人數已經增加了兩倍。每四名美國人當中，就有一個找不到人可以傾訴自己的感受。
如果家人朋友都離得太遠、沒有空連繫，或者遭遇困境連自身都難保時，我們愛，甚至只是想要找人談談心時，你會向誰求救？交心深談似乎太麻煩又不方便，電話問候感覺是一種打擾，所以我們卻步不前，更不用說開口找人幫忙。
多數人都活在生存模式下，汲汲營營賺錢，搞得慢性病纏身，挫折壓力不斷，根本沒有時間好好說話。我們不斷檢查手機訊息，希望別人都能立即回覆。網路的便利性讓我們上了癮—斷了網路，就斷了連結。
別人不給「讚」或沒有善意回覆時，我們就覺得被排除在外。更糟糕的是，我們會互相比較，覺得別人似乎都過得更好。我們一心想跟上每個人的動態，即使朋友就坐在身邊想要聊些有意義的話題，我們還是抓著手機。心不在焉又經常被打斷的對話，一點一滴累積成孤單的體驗，讓我們感到更加孤立。
社會孤立會打擊我們的信心。孤立不只讓人覺得孤單，也會讓人引以為恥，因為我們的社會給孤立無援的人貼上汙名的標籤。我們不希望別人知道我們實際上有多孤單，所以我們會刻意表現出快樂、受歡迎的模樣，特別是在社群媒體上。
▲當朋友沒對你的貼文「按讚」時，人們可能會胡思亂想，以為對方是否對自己有意見。（圖／路透）
當我們感到脆弱時，結交新朋友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跟別人就是聊不起來，何必費心呢？如果說獨自參加聚會、上烹飪課或加入團體活動你都還做不到的話，那就更別說在遇到困難時找人幫忙。倒不如就舒舒服服待在家裡，抱著心愛的貓咪、追著劇，再倒一杯夏多內白酒？
除了害怕被孤立，可悲的是，我們還會把陷入孤立的種種原因都怪罪到自己頭上。而這樣的自責只會讓我們更加孤立。我們思索著為什麼情況會變成這樣，然後不斷挑自己的毛病。我為什麼交不到更多朋友？我有什麼問題嗎？我討人厭嗎？不知不覺中，信心逐漸消蝕，孤立的牢獄築起。
二○一二至一三年間，我站在孤立的深淵裡，墮入惡性循環：自責、自我挑剔，然後更加孤立。接下來我想分享我如何獲得重要啟發、打破孤立囚籠的故事。
我在波士頓的故事
我有二十二年擔任復健諮商師和個案管理師的經驗，協助過數百位面對重病、喪慟、失業、癮症、家庭暴力或無家可歸等困境的案主度過孤立的時刻，重新建立起支援體系。對於這些案主，我向來鼓勵他們要相信，「需要一整個村子的力量」才能突破孤立，找到他們需要的救生索。我對於自己的資源和廣大社會網絡感到自豪，從來沒想過我會被孤立。
二○一二年六月一日，在緬因州的醫院裡，我卻發現自己完全孤立無援。當時我剛動完一場大手術，在醫院醒來時看到朋友傳來的簡訊，說她不能來幫我，我敢說那真的是人生最孤單的一刻。我虛弱、全身痠痛，又綁著點滴，沒有人可以開車送我回家，更不用說到家以後會有人照顧我。
▲本文作者在一次住院中深感自己陷入社交孤立之中。（示意圖／達志影像）
儘管事前原本都安排妥當，做完子宮切除術後請朋友來協助我，但當下我只能靠自己跟我的手機，還有即時線上連線。我連腳步都站不穩，茫然到無法搭計程車回家，可是直到下午三點護士同意我出院前，都沒有人回應我的訊息。我一個人孤零零在醫院大廳坐了一整晚，看著別人的親友急急忙忙搭電梯去探視他們關心的人。我拉下臉到處懇求，終於找到一個朋友的朋友可以載我回家。
手術後我慢慢痊癒，但我的社交信心蕩然無存。我認為我需要搬到一個更大的城市，比方說波士頓，找份更好的工作，讓自己負擔得起醫療照護，當然也要結交更多朋友。我告訴每個人，我必須「遷往麻州，遠離麻煩」。
但是初到波士頓的第一年，我的社交信心面臨考驗，對於建立友誼和社群關係的信念也動搖了。事實上，我覺得別人都無視於我，我就跟在緬因州一樣只有自己一個人，我認為我一定有什麼問題—社交焦慮症。我運用身為諮商專家所具備的知識和同情心來調整自己，但我依然害怕我的孤立狀態是焦慮所造成的。
更慘的是，我的新工作是在社會服務機構擔任個案管理師，而我有點適應不良。我的上司露伊是個速度很快、可以一心多用的Y世代，但我已經五十八歲，行事嚴謹小心，沒有辦法同時做好幾件事。露伊有一頭紅髮，目光銳利，快速開完一個又一個會議、匆匆回答我的問題，而且沒有耐心教我製作Excel 試算表。
我猜她可能有注意力缺失或酒精成癮，要不就是很討厭這份工作。我鼓起勇氣，帶著笑容問她能不能看看我的想法、傳單、信件、預算計畫跟報告，卻得不到她的注意，她不願意花時間多搭理我。
我跟同事佩特在一間又小又擠的辦公室裡共用一張桌子，她也是個案管理師，年紀跟我差不多，在這個單位已經待了十六年。佩特脾氣不好，很在意自己的地盤，命令我把東西放在辦公桌左邊，布告欄也要掛在左邊的牆上。
第一天上班時，我很有禮貌地問她能不能把皮包放在檔案櫃的最下層裡，她說：「妳不覺得那很浪費空間。」我再問，她認為我可以把皮包放在哪裡，她充滿優越感地叫我去問上司，因為「那不是我能決定的」。
我性格內向又敏感，要在很安靜的地方才能集中注意力，若無法專心，工作也做不好。於是露伊開始發火了，說我太「一板一眼」，其實只要「把事情做完就行了」。我甚至察覺到露伊跟佩特對我帶有嘲諷和被動攻擊的敵意。難道她們本來想找其他人，卻因為無法掌控的因素只得用我？還是我對她們來說太嚴謹了？
我本來就有慢性結腸炎，因為工作壓力又復發，晚上常常睡不著。我疲憊無力，腦袋混沌，社交焦慮跟著發作。佩特跟露伊當然看得出我緊張不安，知道我一定是病了。我開始避著她們，擺低姿態，只求能把工作做好，但我還是跟不上。到職四個星期後，我很擔心她們會叫我滾蛋。
然而，二○一三年四月十五日的下午，一切都停止了。我們收到簡訊，得知波士頓馬拉松的爆炸事件。我們急忙各自回家，待在家裡等封鎖結束，一天到晚守在電視前面看最新消息。
▲美國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主嫌察爾納耶夫（Dzhokhar Tsarnaev）。（圖／路透）
災後最混亂的時刻結束，察爾納耶夫（Tsarnaev）兄弟先後遭到逮捕，一切整頓完畢，波士頓的人們總算能夠恢復正常工作了。那天早上，跟麻州其他幾千名上班族一樣，我手裡拿著咖啡杯，應該算準備好回到辦公桌前了。
但是那一整天我都覺得很恐懼，我決定麻痺自己，躲在一間小小的會議室裡，做一些文書工作，還打電話改掉會議時間。我看到佩特從走廊遠處慢慢走來，攪拌著碗裡的即溶麥片。我很想朝她走過去，讓她知道我的存在，但我覺得留在沒有人注意的地方比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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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多數人都活在生存模式下，汲汲營營賺錢，搞得慢性病纏身，挫折壓力不斷，根本沒有時間好好說話。我們不斷檢查手機訊息，希望別人都能立即回覆。網路的便利性讓我們上了癮—斷了網路，就斷了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