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宇韶／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由於習近平積極追求階段性的歷史定位，使其在明年中共二十大攀上權力巔峰，百年黨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當外界關注習講話內容時，焦點應置於習如何將中共歷史進行「再詮釋」，如此才能超越文本的字面意義。
中共如何建構執政合法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領導人嘗試在意識形態上建構三種意識，透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賦予其執政的合法性。
此外，為了抽離毛澤東對於現實政治生活的影響，最簡單的作法就是透過「蓋棺論定」的方式，總結毛的歷史定位，從今以後毛與改革開放是兩條不交集的平行時空，這就是鄧小平在十一屆六種全會主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政治邏輯，「建國有功，文革有罪」就是毛澤東在中共黨史中的地位；換言之，歷史已終結，無人可超越甚至逆走復辟。
▲中共百年黨慶。（圖／路透）
完成此一政治工程後，首先出爐的是「落後意識」，由於大躍進與文革浩劫讓中國經濟與現代化陷入停頓，改革開放即是進行生產力的解放，但為了讓民眾移除昔日「抓革命、促生產」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更簡潔的「發展是硬道理」或「落後就要挨打」的說法，如此方能將物質主義嵌入政治路線中，同時巧妙撕掉鄧小平內心「走資派」的標籤。
在此同時，意識形態的「特殊性」論述也正在發展，亦即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有其階段性與特殊性，這樣才能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現實需要的特殊」兩者之間尋求平衡，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階論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辯證邏輯。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領導人嘗試在建構意識形態，並以此賦予其執政的合法性。（圖／路透）
在此之下江澤民與胡錦濤著手建構「解體意識」，因為才有蘇聯解體的衝擊，內有六四後的挑戰，為了延續統治基礎，從而出現「反和平演變」或「穩定壓倒一切」說法，這也構成日後中共維穩的政治觀點。但總體而言，三四代領導人仍在鄧的框架下維持既有的政經路線。
習近平積極建構與中國崛起相適應的話語權，十九大政治報告的「新時代」、「兩個一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用語中找到答案，這就是第三個重要「崛起意識」。
「崛起意識」vs「韜光養晦」
深入觀察，習的崛起意識就是試圖在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重新銜接毛時期的政治擴張；直言之這種新的後設敘述已經徹底顛覆鄧小平當初「歷史終結」的初衷，在路線上已經揚棄所謂中國特殊的語境，中國崛起已經成為客觀事實，除了西方現代化發展路徑，「中國模式」或是「中國夢」足以成為其他後輩發展國家學習的典範，這也意味所謂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已經可以擺脫「普遍下的特殊」的從屬關係，身置可以一躍為「特殊下的普遍」的主導地位。
▲除了放棄「韜光養晦」論述之外，中國也向外輸出「中國模式」。（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直言之，習近平理念上追求的是毛主義在六十年代革命輸出的政治影響力，骨子裡的籌碼卻是幾代領導人韜光養晦的成果，這種價值與物質的結合其實埋下了不少衝突的因素。
為了填平「崛起意識」之間的矛盾關係，習捨棄了毛澤東彼時五十年代「論十大關係」的說法，細膩且辯證式的解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對於原先「新民主主義」路線的挑戰，取而代之的則是訴諸民族主義與想像共同體的政治動員，重新高居洗刷「百年恥辱」，其中自然也包括複雜的兩岸關係，因為台灣問題似乎是這一切歷史問題的癥結點。
習的講話擁有最基本的三段論證，中國繼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再度崛起；打壓崛起的就是百年以來的外來勢力；解決台灣問題是洗刷百年恥辱的歷史使命與關鍵：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華民族任人宰割、飽受欺淩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中國人民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我們，誰妄想這樣幹，必將在14億多中國人民用血肉鑄成的鋼鐵長城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
▲中共百年黨慶。（圖／路透）
對於威權政體而言，國家民族主義往往是政治合法性與認同的來源，執政者往往將個人崇拜鑲嵌在「洗刷歷史恥辱或民族復興大業」的使命中，這種政治性的後設敘事具有極強的排他性。
換言之，習將中國當下複雜的國際處境、內部發展瓶頸或台灣問題「最大簡單化」或「去歷史脈絡化」，這種二元論固然滿足當下政治需要，但未來性如何仍有甚多不確定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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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直言之，習近平理念上追求的是毛主義在六十年代革命輸出的政治影響力，骨子裡的籌碼卻是幾代領導人韜光養晦的成果，這種價值與物質的結合其實埋下了不少衝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