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天瑋／法學博士，美國資深律師，專精於國際事務，關切法哲學、法治並常年論述美國政經、文化和思想
一個重要的觀念，那就是雖然任何人都可以從霸權爭奪的角度去觀察世界局勢和中美關係，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了，於此同時也要從文明發展、文明對話和文明轉型的角度去對待它，從而可以設法得到一個同步涵蓋了霸權與文明的、均衡的、和全面的認識，並且做好該做的工作，而不至於單向行事，不進則退。
霸權與文明兩條腿
霸權，更多的是競爭性的和地緣政治的；而文明，更多存在於融合性的和歷史縱深的。兩者分野判然，兩條腿缺一不可，必須同等重視。否則迷失於霸權競爭，即使成就於一時，後果往往會偏頗而悲壯。
文明對話與第二次飛躍的急迫性
從文明發展的角度去看，中國大陸此時此刻的關鍵問題，長遠的，是要善加處理大約從公元1760年英國爆發工業革命以來，所形塑的西方文明的整體優勢與總結教訓，必須予以適當地吸納、汲取和揚棄；因此近期的，便要特別重視如何在體質上、結構上和價值上設法取得一個中西方彼此之間勢均力敵的文明態勢。
經濟上的、甚至於軍事上的競爭地位固然有重要性，但它們永遠只是文明態勢的一部分，而且單單就經濟實力來說，中國眼前面臨的問題，其實還必須關注到是否能盡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此，可見經濟實力仍然不足；既然不足，還是要回到文明實體的整體體質和結構上，正確對待之。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從1978年12月啟動，經過多次轉折，終於幫助完成了現代文明的第一次飛躍。第一次飛躍的重點，集中在經濟和國力的恢復和崛起；崛起之後，勢必形成摩擦和撞擊，摩擦和撞擊的結果，現在已經威脅到中西文明的對話。大陸在這個時間點，應該要積極推動文明的對話，啟動轉型，幫助達成第二次的大飛躍。而第二次大飛躍，必須是體質上的、結構上的和價值意義上的。
退一步說，文明之間因為密切交往而形成摩擦，本質上無論是否構成霸權威脅，往往便必然會形成無心的、刻意的或者濃得化不開的誤解，以及無心的、刻意的或者濃得化不開的偏見，並且在過程中或多或少被各自的利益集團捆綁，令事態瀕臨失控。
這個時候，文明的對話更顯得急迫。中國必須認識到在文明接合的進程中，誤解、偏見和捆綁的必然，問題是要拿出什麼對策。消極的？還是積極的？有些手段看起來積極，其實消極。
我們談到過，要解除美中衝突的潛在壓力，十分不容易，中國對外即便宣稱不搞擴張主義，已經很難取信，因為中國顯然無意放緩建軍，也更無意放棄藍海。可單單進行備戰建軍、不斷升高衝突，是不智的。
這種現象，既發生在美方，也發生在中方。在我本人的國際資本市場和企業投融資的律師與法學教學生涯之中，「地球從來就不是平的」，更何況眾所周知，世界秩序目前正面臨挑戰，參與方變得愈來愈政治和國安敏感。因此，文明的誤解和偏見不應當令人感到絕對的意外，決策者必須時時保持正確的形勢估計。
三個看法互相呼應
▲對話不一定能促成和解，但不對話肯定沒有和解。（圖／翻攝新華社）
著名的戰略家季辛吉在7月初發表了新書《Leadership》,他談到國家的領導好像是拿兩把斧頭找一個交叉點，在交叉點上作思考和採取行動。一把斧頭關係到過去和未來，另一把斧頭關係到老百姓所堅持的價值和願望。領導者必須在已知的過去和直覺到不確定的未來，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現在又到了中國在這兩把斧頭上尋找最適當交叉點的歷史時刻，中國應當回應呼喚，以持續建構文明轉型為優先，以積極推動文明對話為手段，繼承改革開放，推出現代中國大陸文明轉型的第二次飛躍。
政治和國際關係學者鄭永年在這個問題上的見解，值得留意。他的看法是：
所有文明價值觀都有轉型問題，西方文明如此，中國文明也一樣。當下中國真正面臨的一大挑戰就是文明轉型。這個轉型是統合式，而非排斥其他文明。中國文明中的很多精華已經流失，希望我們能像歐洲文藝復興那樣把它們找回來，同時還要把西方文明中好的東西接納進來。只有經歷這種整合過程，未來發展道路才能順利走下去。
我和鄭教授對文明轉型的基本看法，是不約而同。
七月初，北京清華大學主辦了一場「世界和平論壇」，由於英美法俄四國北京大使皆與會，而引起關注。論壇主持人、北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會後受訪表示：
對話不一定能促成和解，但不對話肯定沒有和解。
他的這句話，雖然是針對外交關係說的，但是擴而大之，同樣的道理也可以應用在文明對話上。
「深化共和」有助於文明轉型
中國應該要積極與西方和東亞各國重拾文明對話，做文明轉型，達成第二次飛躍。這同時也是中國的和平發展大計。
轉型是為了要根本提升中國體質和改善結構，而對話則是為了要促進與西方和東亞各國達成價值意義上的和解。
這一波的現代文明對話與轉型，對於中國來說，我的看法是在相當一段時間之內，可以較少爭議地去優先進行「深化共和」。以全面完善共和、回應改革開放之後形成的新經濟形勢與新人民權利和價值關係為目標。
前面談到了，季辛吉指出的兩把斧頭，一個是歷史發展縱軸的呼喚，另一個是民心價值和願望的所在。
我的看法，是這兩把斧頭的交叉點，此時此刻正座落在「深化共和」。它屬於現代化必經之路，既是對外文明對話的課題，又是內部轉型的正確方向，中國與西方容易產生交集。
（A）關於共和：深化「大黨共和制」，走向憲政共和的實踐
共和是指共和國治理的社會，其中最關鍵的特徵為：
• 國家事務為公眾事務，不是一家一姓的私人活動。
• 憲法以及合憲的法律有效限制政府的權力，並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 是一個重視法律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或多數暴政的政府。
貴族共和制：如果國家的最高權力掌握在由少數人（貴族）才享有選舉和被選舉權的機關（如元老院）手裡，那稱之為「貴族共和制」。公元前5世紀至1世紀的古羅馬共和國，就是採取這種政體的。
民主共和制：相反，如果國家的最高權力掌握在由公民組成的或選舉產生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手裡，那麼，就屬於「民主共和制」。
大黨共和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條文，中國是一個代議民主共和制政體，所以深化共和，合乎中國憲法。
至於在實踐上，中國政體近似於一個以大黨為主導的「大黨共和制」。我在這裡首次嘗試提出這個詞彙。
中國深化共和，初步努力的方向，可以朝向大黨以憲法約束各級政府的權力，並且要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中國便可以逐漸向憲政共和的實踐方向發展，不必急於闖進西方民主政治的套路和誤區。
這個發展方向，可以提供和西方對話的良好基礎。
▲美國先賢富蘭克林在1787年美國制憲會議制定憲法之後，明白表示建構的是一個共和政府。（圖／記者蔡玟君攝）
• 美國建國，當初刻意選擇的便是共和國體。
• 美國先賢富蘭克林在1787年美國制憲會議制定憲法之後，明白表示建構的是一個共和政府。
• 美國先賢亞當斯、漢密爾頓、麥迪遜以及華盛頓在制憲之後都分別強調過，美國設立的是共和政府。而且他們大多明白指出民主政治的弊病，必須排除。
• 因為上述原因，《美國憲法》明訂政府性質屬於共和，憲法沒有出現過「民主」這個詞彙。
在共和課題上的深化發展，容易與西方找到共同語言。
（B）為什麼要「深化共和」？
如果你要問，中國的體制既然已經屬於共和制了，深化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我的回答有四方面：
• 辯證發展的需要：深化共和是為了回應改革開放大成之後形成的新經濟形勢，以及相應的新人民權利和價值關係。共和必須合理辯證發展，適應於新的、辯證發展的人民權利和價值關係。共和不能與人民的發展脫節。
• 共和全覆蓋：中國主張發展「全過程民主」，「全過程民主」是建立在既有的中國共和體制的基礎上的。民主既然要全過程，共和也必須深化為全覆蓋，方能互相適應。
• 「大黨共和制」走向「大黨憲政共和」：中國特色的「大黨共和制」與「大黨憲政共和」可以配套實現，不存在根本互斥。只要大黨推動深化發展，便可以逐步演進，調整適應。大黨以憲法和相關法律的完善，去制約各級政府和其他公權力的行使，便是對於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的歷史性貢獻。
• 歷史發展的趨勢：放眼世界，民主政治弊病叢生。關於政府體制的思想正在調整中，共和主義得到了更多的關注。深化共和是歷史發展的趨勢。
（《周天瑋談霸權與文明》本集話題，作者同步在《東森新聞雲》音頻主講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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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中國特色的「大黨共和制」與「大黨憲政共和」可以配套實現，不存在根本互斥。只要大黨推動深化發展，便可以逐步演進，調整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