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侯
錯誤的第一步
我在日本，向公司提出辭呈，算算有20多天的休假要消化，加上周六、日，足足一個月。
辭去工作，「有薪年假」還沒消化完，一般就把離職日定在年假消化完的那一天。這段從離開工作到正式離職的休假日子，日文稱「有給消化」。「有給」，就是「有薪假」。
我利用這段休假期間，在東京家中養了幾個禮拜的浩然正氣，心寬體胖，再回到久違的台北探望家人，又受人之託去了一趟上海，藉此領了一點酬勞，最後回到日本，繼續休假。
這趟上海兼差之旅，讓我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只因這一節，有分教：「小員工慚懼惴惴畏橫禍；大律師雄辯滔滔挽狂瀾」
我離職的公司有一條內規：「不許兼職」。「不許兼職」的理由很簡單，怕你洩漏公司機密、怕你有利益輸送、怕有競業之虞…總之，為了防患於未然，公司和每個員工都定了這個「不許兼職」的合約。
這「不許兼職」是個非常嚴厲的「天條」。有看倌說：「景氣不佳，公司分紅也少，我去便利商店兼個差貼補家用也不行嗎？」答案是不行。過去就有人曾經為此，被公司處分。
我雖然離開公司，電腦等用品也都還給公司了，但仍領公司的薪水在休假，「形式上」仍是這家公司的員工。我拿公司薪水的同時，又從別處拿了酬勞，我就是成了「兼職」的現行犯。
這事情，我一直等到25日領薪水，才突然想起。
我不知道這可能會多嚴重。兩邊都繳所得稅，遲早會被發現(事後證明是我多慮)。
一些可怕的場景出現在我腦海。我可能被公司一狀告進法院，要求我賠償損失、甚至罰款；我在日本留下訴訟紀錄，影響我此後的就職…等等。
我打了一個電話，給一個曾在某家公司人事部工作過的朋友，麻里小姐。
「你怎麼會做這種事？很沒常識，你知道嗎？」麻里毫不掩飾她的驚訝，在電話那端數落我：「我不知道要怎麼幫你！日本人絕不會做這種事的，我也從沒處理過這種事。」
短短幾句話，我被她說得抬不起頭。尤其涉及到「我們日本人」、「你們外國人」這類的話題，更是有理說不清。出門在外，無論如何就是沒辦法讓人以一個獨立個體看待，動輒就把個人問題上升成了「國際」問題。
「那麼，我主動承認自己兼職，承諾退還薪資，是否就能解決了？」我如洩了氣的皮球一般，無奈地提出我的「解決方案」。
「我不知道，這就要看你們公司的規定了。」麻里說著，口氣已類似「看好戲」了。
和麻里通完了電話，我人猶如虛脫般坐在椅子上。為了離職，我已經放棄唾手可得的年終獎金；要是連這一整個月的薪水都退還給公司，這個失血量大得驚人，幾乎要影響生計。
我硬著頭皮，打電話給我原先的老東家。
公司人事部的小姐，接起了我的電話。
「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元○○部の侯と申します（承蒙照拂，我姓侯，原先在貴公司○○部任職）。」
一般公司同事通電話，是「對內關係」，開頭是說「お疲れ様です（您辛苦了）」；一旦離了職，關係立刻「打回原形」，成了「對外關係」，招呼語也變成了「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承蒙照拂）。」時時注意和對方的相對關係，是日語重要的組成規則。我們老外講日語，一半精神花在釐清彼此關係上。
「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承蒙照拂)。」人事部接電話的小姐也行禮如儀。
「對不起，是這樣的…我才離職不久，目前還在有薪假期中，一時疏忽下，兼了一份差…。」
接電話的人事小姐一聽，慌了，似乎完全不知怎麼處理，電話那端傳來異樣的沉默。
半晌，人事小姐總算開口：「這…這我得問問看。您稍待一會兒，我們再回電話給您。」說完，隨即匆匆把電話掛了。
我無疑投下了一顆震憾彈。
不久，一位自稱山口的人事部小姐打了電話給我。我們做顧問的，一年到頭難得回公司，人事、總務、會計…這些部門有哪些人，我們經常搞不清楚。
「侯桑，您好。聽說您現在在兼職？」
「我…沒錯。但是，只賺點外快，沒繼續做了。」
「恩，這樣呀。您也清楚，我們公司是不能接受兼職的。我們研究了一下，今天25日，這個月薪水現在已經匯到您的戶頭了。目前最穩當的作法，就是您將這個月的薪資退還給我們，我們可以把您退職的日期提前到3月底，讓您的在職期間不會與您兼差的日子起衝突。不知道您的意思是…？」
山口條理分明地把他們的「提案」說給我聽，無非就是要我把幾十萬日幣統統吐出來。我腦子一片空白。我還在規劃下一份工作，在那之前，我不知道這沒收入的日子還要過多久。如今要我把錢吐出來，無異是要割掉我身上的一塊肉。
但我有別的選擇嗎？這麼大的公司，要告倒我，不就像是捏死一隻螞蟻一般的簡單？
我在電話裡回答：「好的，我…我會將錢還回公司。」
山口說：「好，有您的同意，我們事情就好進行下去。我們會寄『請款書』給您，您按照這『請款書』上的金額、銀行帳戶付款。我們收到款，就會把您的正式離職日改到3月底，幫您省去麻煩…。」
掛上了電話，我發呆了好一陣子。錢，看來是非還不可了。在收到「請款書」之前，這筆錢，我還有一段「鑑賞期」。房租靠它、水電瓦斯也靠它，現在卻看得到、用不得。
道道地地的「因小失大」。本該是輕輕鬆鬆過著有薪假的日子，卻因為我惹來的禍端，變得愁雲慘霧。
進公司一年多，連加班費都沒領過一毛錢，卻因為兼個小差，就要被催討薪水。如果這是人與人的關係，這人未免欺人太甚。如今是公司與個人，則公司怎麼做都是對的。
連麻里也狠狠說了我一頓，不是嗎？我一天不還錢，一天就是個「貪婪」的人。
百無聊賴之際，我突然想到：這種糾紛，難道沒有前例？難不成大家都是乖乖還錢？
我決定自己找答案。
和左派打交道
我在網上搜尋，找到了一個「非政府組織」：「勞動者義務支援團體」。
這家位在「青砥」(東京的一個地名)的非營利團體，專門幫弱勢的勞工處理勞資糾紛。我大致瀏覽了這個團體的網頁，找到了聯絡的電子郵件地址。我發了一封信給了這個團體。
「您好：
我來自台灣，自從2011年開始，在東京的○○株式會社任職技術顧問，於前不久離職。
在職期間，我沒領過一分錢加班費，也沒和公司爭取過任何權利。但在離職的這一個月內的『有薪假』期間，只因為我兼了一份差，所以被公司追討一個月的薪水。這對我，一個普通的白領而言，是個很大的負擔。
如您所知：台灣是個對日本友善的地方。儘管有著工作上的不愉快，身為台灣人，仍然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在日本依舊是個有效的處世原則。貴團體的存在，更讓我深信這個國家是充滿希望的。
貴團體若能在百忙之中，願意對我、一個外國籍的勞動者伸出援手，提供諮詢服務，我將感激不盡。」
信寄出，我沒多大把握對方會回信。這說不定是個已經沒在運作的團體，甚至只是一個打著「非營利」的幌子，實際卻錙銖必較的歛財集團。我如今只有死馬當活馬醫了。
沒想到，就在信發出後當天下午5點半，回信來了。
「侯桑
您好，我是勞動者義務支援團體的矢部。希望能在本周末務必和您見個面，談談您的問題。恭候您周六下午1:00大駕光臨。
矢部」
收到信，分外高興，起碼自己已經不是在單打獨鬥了。我寫了個信，謝謝對方的回覆，說好周末登門造訪。
不論這是一個甚麼樣的組織，我比起之前的徬徨無助，心裏多了一些對抗的「資本」。4月27日，我單槍匹馬找到青砥這家義工團體的所在。
「您好，我是之前和您們通過信的，姓侯，想找您們的義工，矢部桑」。我對著應門的小姐表明了來意。
「侯桑？歡迎歡迎！矢部桑剛好今天有事，由我來提供您諮詢服務。」小姐一邊說，一邊把我引進了會議室。
「我姓高原，是本會的義務諮詢師。侯桑您目前面臨的問題是…？」高原小姐親切地安排我坐著，主動開口問我要諮詢的內容。
我再把我的問題，口頭向高原說明一遍。
高原聽完，微笑地告訴我：「侯桑，首先，『有給』(有薪假)是員工的福利，不可以用任何名義剝奪，這是有明文規定的。但是你『有給』期間『兼職』的部分…」
「恩？」
「我想，公司是在你提出離職後，給了你『有給』，你的兼職並不會造成公司任何損失。公司沒理由向你討回這筆薪水。」
我聽了，大喜過望。我謝謝她的細心解釋。在這件事情上，我有了一點信心：我那筆錢有希望保住了。
但是，事情是否就這樣結束了？萬一公司不罷休，我該怎麼辦？
公司佔著「資訊不對稱」的有利立場，看準我不知道日本的法令規定，幾乎要把我手中的薪水要了回來。我思索了片刻，做出了一個主動出擊的決定。
「公司在我這一年半的任職期間，沒給過我一分加班費。我還有機會討回來嗎？」
我開口問道。這是一個反守為攻的策略。
其實，在這之前，我仍有兩種台灣人可以做：一、逆來順受，讓人家覺得「聽話好用」的台灣人；二、據理力爭，不和稀泥的台灣人。
前者我做過，但「效果不大」，別人不會因為你的順從而多敬你一分。當我做出「討加班費」的決定後，我走上了後者的不歸路。
高原小姐表情似是一怔，隨即恢復平和的語調：「侯桑，您有證據證明公司積欠你加班費嗎？」
「我不知道要怎樣的證據。公司平日要我們如實報工作時數，但我一旦如實報上去，又被指責，讓我根本無法申請加班費。」
高原小姐聽了，苦笑著說：「這種事常聽說…只是，就算您手邊握有當時加班的紀錄，一旦要爭取加班費，這種加班費的精算，哪怕是日本人也不見得能正確核算得出。」
「那該怎麼辦呢？」我不安地問道。
「恩…我建議您找弁護士(律師)來幫你爭取。連同『有新假』的事情也一併請他幫忙。」
弁護士？那得花多少錢？更何況，哪怕錢都花了，還不確定能爭取得到，那又該怎麼辦？
高原似乎看出我的困窘。她微笑地說：「您放心，有專門為勞工爭取權益的義務弁護士(律師)，您可以把您的問題告訴他們，他們會幫您處理。」
高原隨即把她所知道的義務弁護士連絡電話抄給我。那一霎那，我突然覺得：有這群為勞工打拚的日本左派真好！我們來自台灣的人，「右派」幾乎成了我們的基因，誰會在第一時間想到找左派呢？
我不用還錢，甚至可能要回一筆錢。我不僅有了信心，還有了鬥志。
回到家後，我打電話給麻里，把到青砥找勞工團體的事情告訴了她。麻里聽得極為吃驚。我做的事情，完全出乎她想像之外。
「畢竟是日本人呀…」我笑她：「無論什麼事情，你們會第一個想到『對公司不好意思』、『對團體不好意思』，完全站到資本家的立場，忘記自己是個勞工。」
麻里語帶慚愧的說：「確實，從小到大，學到的都是如何爭取團體榮譽，不知道爭取自己的權益。呵呵…。」
我把麻里骨子裡揮之不去的「日本人團體意識」一語道破，麻里上回數落我時的犀利態度，全部煙消雲散。
接下來就是找義務弁護士了。就這樣，我以一個外國人身分，在日本「越玩越大」。（文長未完）
●作者老侯，碩畢，在日本謀生的台灣上班族。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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